1959年4月27日，这一天，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以及刘少奇同志的政治生涯而言，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刻铭记的时刻……

1959年4月18日，我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首次会议，在位于中南海的怀仁堂庄严召开。

4月27日，大会正式步入新的议程阶段——选举国家机构领导成员。午后，代表们正式开启了投票程序。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紧张投票与仔细检票，直至傍晚五时左右，大会执行主席彭真同志郑重地宣布了选举的最终结果：

刘少奇同志光荣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肩负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的重任。

宋庆龄与董必武荣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之位。

朱德同志光荣地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在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推荐下，周恩来同志接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

主席的话语刚落，与会代表齐刷刷地起身站立，整个会场瞬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在热烈的掌声中，身着深色中山装的刘少奇，不经意间以手轻轻抚摸着他那几近全白的头发，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众多中央领导人一同，从主席台的宝座上缓缓起身，面带微笑，欣然接受着代表们的诚挚祝贺。

随着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即将迈入十周岁华诞的门槛，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和全体代表的诚挚祝福中，刘少奇同志荣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位，继毛泽东主席之后，肩负起共和国第二任国家元首的重任。

恰巧的是，彼时，刘少奇方才迈过六十载的人生旅程，与五年前毛泽东执掌相同职务之时的年龄相若。

来信引起毛泽东关注

提名刘少奇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是在1959年4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做出的，但其中的酝酿过程却可以追溯到5年前，即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但是，在这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职务。

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中，毛泽东的地位举足轻重，担任新成立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一职，自然是他众望所归的选择。当时，毛泽东正值60岁，正值壮年。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呢？

担任国家主席之后，身为国家元首，毛泽东不得不频繁参与各类国事活动，以及出席各式外交仪式。这一切，对他而言，无疑带来诸多困扰。他渴望摆脱这些繁琐事务的牵绊，渴望在藏书丰富的书斋里，安静地阅读，深入思考国内外的一系列重大议题。

毛泽东的见解在党内高层领导人之间频繁被提及。

与毛泽东日夜相伴、对其性格和性情了如指掌的资深战友，诸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均深刻体谅毛泽东所面临的困境。

但这个观点，能否在党内更广泛层面获得认同？党外人士和广大民众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感到不确定。他持续寻找合适的时机，希望得到各界的认同和支持。

机会终于来了。

信引发事件，陈叔通、黄炎培所写。

1957年春，中共中央作出决策，推行开门整风运动，热切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对党进行建言献策。4月30日，毛泽东同志以此为议题，主持召开了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

与历次国务会议相比，此次会议别具一格。它选择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前夕召开，会址更是选址于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与会者不仅包括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更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中央核心领导人的悉数出席。这样的精心安排，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此次会议的高度重视。

在会议中，毛泽东真挚地邀请党外贤达共同协助我党进行整风运动。他首先阐述了整风运动的宗旨与价值，进而深入剖析了官僚主义的恶劣影响，展望了政权建设的美好前景，并强调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形成的相互监督、坦诚相待的紧密联系。他诚恳且风趣的言辞，赢得了与会者的深深感动，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出乎与会者的预料，临近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话锋一转，谈起他不准备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问题，并委托在座的诸位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刮点小风。

与会党外人士无不明显感受到，毛泽东的这番言论，引发了他们内心的震动与不安。

果然不出所料，会议结束后，与会者陈叔通与黄炎培便立即挥笔，给刘少奇与周恩来两位领导紧急致信。

陈叔通，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及中华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的职务；黄炎培，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二者均为资历深厚、声望显赫的知名民主人士。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长期的紧密合作关系，并与毛泽东主席保持着深厚的交往。

陈叔通、黄炎培信真挚恳切。

少奇委员长！

恩来主席！

昨日，毛主席在会议尾声时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宜再提毛泽东的名字，并叮嘱我们透露此消息。我们两人经过讨论，认为不应只是空谈拥戴，而应从国家现实出发。我国从民主革命迈向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尽管过去七年发展较为顺利，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发展速度超过了巩固步伐，不能因此断言国家已经稳固。况且，台湾仍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仍在激烈斗争。在这个关键时刻，最高领导人的稳定至关重要。我们深知，强调集体领导固然重要，但在短期内，全国人民对集体领导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因此，在集体领导中突出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团结的重要一环。我们认为，最高领导人宜连任一届，并在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后加上一句“连任不得过两任”，以便今后依法办事，消除全国人民的种种疑虑。否则，可能会因国内人心的波动，给国际间散播谣言提供可乘之机。我们对此深感忧虑。至于代行职权的问题，我们建议在宪法中规定副主席二人或三人，以便在前任委员长已代行职权、接见外国使节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此事意义重大，恳请党和政府先行慎重考虑，暂不对外透露。特此密报。此外，我们建议及时与在场的全国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进行交流，如大家都有上述看法，请转呈毛主席。同时，我们约定切勿急于对外传播。

对于领导层工作所面临的长期高度紧张状态，这一点确实不容忽视。未来在安排内部与外部工作时，我们应当尽量追求宽松和谐，这似乎是所有领导者都应承担的责任。若蒙首肯，恳请予以通知并着手实施。

直陈统望明察

顺致

崇敬！

陈叔通

黄炎培

1957年5月1日

陈叔通与黄炎培的来函，在刘少奇、周恩来审阅过后，随即转呈至毛泽东主席手中。

5月5日，毛泽东对陈、黄二人所寄信函进行了细致的审阅，并随即在信件上留下了多处的批注。

在您的来信中，当提及台湾尚未实现统一以及国际两大阵营之间的激烈角逐时，毛泽东指出：“鉴于这两个因素影响深远，加之时间跨度较长，连续任职四年，问题仍将持续，因此不宜深入讨论。目前，我国根基已固，国家已经形成了不可动摇的态势。至于国家的全面稳固，参照苏联的经验，或许需要十五年至二十年的时间。而台湾的解放以及两大阵营的对立，或许还需更长的岁月。”

在信中对个人威信在维护全国人民团结中的关键作用进行了强调，毛泽东指出：“即便我不再担任此职，维系民心的个人威望也不会因之而有所削弱。”

在信中，毛泽东就全国人民可能产生的种种疑虑进行了阐述，他提到：“提前在民众中进行充分的讨论，并阐明其中的道理，有助于缓解他们的不安。届时，我将公开发表我的观点和理由。”

在信中对国际间传播谣言的现象进行分析时，毛泽东如此阐述：“只需掀起新闻风波，真相便会水落石出，谣言亦将随之平息。”

写完批注，毛泽东在信的末尾又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批语中除赞同信中修改宪法的建议外，再次申明了他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理由。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任：（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订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这样，比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

毛泽东对陈、黄二人的信函所作的批示，并未依照惯例直接呈递给陈、黄二人，其中蕴含着其更加深谋远虑的考量。

同日，毛泽东将所批阅的陈、黄二人的来函转发给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审阅，并在致他们的指示中强调：

“本事项须获政治局的一致批准后方可实施。恳请少奇同志主持一场约100人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以便进行深入讨论，并达成共识。”“关于此事，去年在北戴河的数十人会议上已有探讨，与会同志普遍认为该方案具有可行性。同时，在提及党的主席一职时，大家亦认为在适当的时机，此举将可行，但现阶段尚不宜推进。”

毛泽东兴致犹浓，于信函之中续添了一段批语：

“请小平同志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全体八届全国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人大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请看末页我写的一段话及文中四处注解，都要印上。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此数句不要印）”

看来，毛泽东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决心是下定了，并且要大张旗鼓地向党内外广泛宣传。在毛泽东的上述批语中，这一点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

5月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专门讨论了陈、黄来信和毛泽东的批语。会议在毛泽东不当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此外，陈、黄的信件及其上毛泽东的批示，亦在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及全国政协委员中广泛传阅并引发了热议。

此后，毛泽东便开始扩大其宣传范围，在与几位外国使节的交流中，他也屡次提及此事。

西方数家通讯社迅速捕捉到毛泽东将卸任国家主席的消息，随即在多则报道中予以公开披露。

1958年6月，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宦乡，通过多方面途径得知外界纷纷传闻毛泽东主席将卸任国家主席的消息。当时，宦乡尚未接到国内官方的正式通知。鉴于此事的严重性，他迅速向外交部进行了汇报。

“宦乡同志：

六月二十日，您致外交部的电报已阅。关于您辞去国家主席一职的消息，经核实，确属事实。我已下定决心，辞去此职务。中央及省市同仁普遍认为此举有利于国家大局，故正逐步通知地县区乡干部，并展开讨论，以避免突然之举。国内各民主党派也已得知此事，并筹备了一年有余。至于在华的外国使节，如苏联的苏新以及前印度大使尼赫鲁等，也已经有所了解。请您通过新华社的伦敦记者，在适当的时候，向当地新闻界透露一些风声。若能以非正式的、闲聊的方式传达，尤其是通过英国共产党的记者渠道，则更为妥当。如此逐步引导舆论，使人们将此视为事实而非流言蜚语。

毛泽东

七月三十一日

此电报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诸位同志审阅，已正式发送至我国驻英国大使馆。

在新华社记者的不懈努力下，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的意向逐步在党内外赢得了广泛的认同与支持，并对国际舆论进行了相应的引导和铺垫。

1958年12月10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决定写道：“几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中央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这个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不再提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候选人。”

决定在最后特别强调：“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不作国家主席的事就这样确定了。那么，由谁来继任毛泽东出任下届国家主席呢？

自毛泽东提出不继续担任国家主席的意向以来，直至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落幕之时，他在各类公开演讲中均未曾明确表态。在中共党内其他领导人之间，鉴于毛泽东是否留任这一核心议题尚未尘埃落定，此前的会议讨论中也未曾涉及。而今，这一议题已正式提上议程。

在中共的高层领导中，可以作国家主席的人选应该说有好几位，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初步酝酿，最后集中到朱德和刘少奇两个人的身上。

依照惯例，毛泽东选择不再连任，而由上一届的国家副主席、深受尊敬的朱德接任，无疑是顺理成章的安排。实际上，在中共党内的高层领导以及党外的民主人士之间，也确实有过这样的提议与考量。

此类考量在中央组织部与中央统战部联合草拟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亦可见一斑——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闭幕之际，鉴于筹备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需要，中央组织部与统战部应中央书记处的委托，精心起草了一份第二届人大常委会候选人的推荐名单，并向中央诸位主要领导同志发送，以征求他们的宝贵意见。

本名单中并未透露国家主席的候选人信息，仅列出了人大常委会的候选人名单。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同志依旧被列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提名候选人。

这显然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刘少奇将留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位，而国家主席的候选人则无疑是朱德。

朱德在审阅了中央书记处呈送的名册之后，对中央的意图有了透彻的理解。尽管如此，朱德并未认同中央的这一部署。

12月29日，朱德提笔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致书记处同志：

请转交组织部、统战部关于二届人大常委会提名候选人的名单一份，我对此表示同意。我建议将刘少奇同志提名为国家主席候选人，这一提议更为适宜。刘少奇同志的崇高威望、卓越能力以及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赢得了党内党外、国内外革命人民的普遍敬仰，是一致认可的选择。鉴于此，名单中委员长一职或许可以重新考虑，以利于整体的人事安排。至于我的个人事务，我向来遵循党的安排，无论分配何种工作，我都将全力以赴，请各位无需为此担忧。

此致

敬礼

朱德

十二月二十九日

仅寥寥数语，朱德的宽广胸襟以及对刘少奇的深厚敬意便跃然于纸面之上！

朱德与刘少奇，两位在共同的事业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战友。朱德，1886年出生，比刘少奇年长整整十二岁。相较朱德与毛泽东、朱德与周恩来的交往，两人的相识与互动显得时间并不算长。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波澜壮阔的征途中，朱德将军始终奋战在军事斗争的第一线，未曾远离军队的怀抱。相较之下，刘少奇同志在革命初期的岁月里，长期潜伏于国民党统治区，投身于工人运动和秘密工作的前沿，与朱德将军仅在中央会议中有所交集，彼此相识却未曾深交。然而，自1943年刘少奇同志从苏北抗日战场返回延安，跻身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以来，两位革命家共同辅佐毛泽东主席，共同经历了战争岁月的考验，以及建设时期的不懈奋斗。在长期的并肩工作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彼此的了解也愈发深入。朱德同志曾表示，国家主席不仅是荣誉的象征，更是一份肩负重任的职责。综合考虑刘少奇的年龄、健康状况和领导能力，他更适合担任这一职务，而非自己。

中央及毛泽东接受朱德建议。

1959年4月上旬，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召开之际，经过深思熟虑与充分讨论，与会者一致推举刘少奇同志为中共中央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推荐的国家主席候选人。

在会议中，刘少奇屡次对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表示谦逊，坚决辞让。然而，经过全会的慎重考虑，最终一致同意将刘少奇推荐为我国国家主席的候选人。

中共中央的决定是经过周密慎重的考虑的。

4月5日，总书记邓小平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代表政治局常委作了关于国家机构人事配备方案的报告。对于决定提名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他作了这样的说明：

国家主席一职，众多同志均堪胜任，诸如朱德同志，以及党内诸多资深前辈。然而，经过深思熟虑，众人普遍认为，刘少奇同志出任此职，实为更为适宜之选。国家主席不仅是一项崇高的荣誉，更需处理诸多具体而繁琐的事务，诸如出国访问、外交会谈、接待外宾等。鉴于刘少奇同志卓越的能力与丰富的资历，以及他在党内所承担的重要职责，他兼任国家主席之职，无疑将更为得力。

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并未就此事发表专门意见。然而，紧接着此次全会，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却亲自向与会党外民主人士阐述了国家主席人选的构想。毛泽东言道：

为何国家主席的候选人确定为刘少奇同志而非朱德同志？两位同志均享有极高的声望。为何选择这位而非那位？这是因为在我等党内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中，我虽然也参与其中，但日常事务的处理并非我的主要职责，有时会参与，有时则不。而长期负责此事的，正是刘少奇同志。每当我离京，都是他代行我的职责，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从延安时期便已开始，如今来到北京也已有十年。因此，由他担任国家主席更为适宜。此外，朱德同志也积极推荐刘少奇同志担任此职。

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议，毛泽东同志亲自对外界进行阐释，至此，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的人选得以确立，并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顺利获得批准。

自延安时期起，刘少奇同志便开始肩负起主持党的日常工作和代理毛泽东主席工作的重任。

刘少奇同志曾三次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一职的代理，这一事实在党的历史文献中有着明确的正式记录。

第一次是在中央七大举行后不久。

1945年8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初现，为了规避内战的爆发，并争取对中国共产党的有利态势与时机，中共中央作出决策，派遣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领导人飞抵重庆，与国民党方面领导人蒋介石展开和平谈判。

为了商讨毛泽东同志离开延安期间的重要军机事务，并就此事作出决定，中共中央于8月26日特地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在此次会议中，毛泽东同志提出，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前往重庆进行谈判的期间，由刘少奇同志暂时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这一提议在会议上得到了全体与会成员的一致赞同。

27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及各区党委发送电报，传达了会议的决议：“抗日阶段即将告一段落，我们已步入和平建设的新时代，国共双方的关系亟需调整，以防止内战的爆发。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将前往重庆进行谈判。在此期间，刘少奇同志将代行主席职责，同时，陈云、彭真两位同志被增选为候补书记。”

在即将踏上充满未知与变数的重庆之行前，毛泽东于其居住的窑洞内与刘少奇进行了通宵达旦的深入交流。对于此行可能遭遇的种种风险与挑战，毛泽东已做好了最严密的准备。他向刘少奇详尽剖析了抵达重庆后可能面临的复杂局面，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将重任毫无保留地交托给了自己深信不疑的助手。

昔日在延安，流传着这样的言论：毛泽东在启程前往重庆进行谈判之前，曾对党内同仁作出嘱托，倘若不幸遭遇不测，他本人并不惧怕，因为有刘少奇同志在。若他不能归来，同志们便应与少奇同志同心协力。尽管这些话语并未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目前亦难以追溯其源，但众多当年在延安的老一辈革命者均亲耳听闻，且至今记忆犹新。

在周恩来同志的鼎力相助下，毛泽东同志历经紧张与波折的谈判历程，最终成功促使蒋介石在和平协议上落笔签字，实现了预定的目标。谈判落下帷幕，毛泽东同志于10月11日返回了延安。然而，由于谈判期间身心俱疲，毛泽东同志回到延安后便立即入院休养，直至1946年3月方才重返工作岗位。鉴于此，刘少奇同志此次代行中央主席职责，自1945年8月下旬起至1946年3月，实际上担纲了半年的重任。

那一次，正值国家初创之际，毛泽东同志在访问苏联的行程中。

1949年岁末，毛泽东应苏联政府之邀，踏上访问苏联的旅程。11月25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宣布决定：在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期间，刘少奇将代行中共中央主席以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职责。12月6日，毛泽东启程赴莫斯科，直至1950年3月4日才返回北京，此次苏联之行历时近三个月。在此期间，刘少奇肩负起党政重任，全面承担起领导工作的责任。

第三次，是在1953年年底。

岁末之际，毛泽东踏上了前往杭州的征程，肩负起主持新宪法起草的重任。1953年12月24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一项重要决议：在毛泽东暂离北京期间，刘少奇将代为主持中央事务。

在毛泽东同志外出之际，刘少奇同志受其委托，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会议期间，他妥善地处理了高岗、饶漱石等同志的问题。解决高饶问题之后，刘少奇同志与在杭州起草新宪法的毛泽东同志紧密协作，转而于北京负责新宪法的修订与讨论工作。此举为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供了坚实的筹备基础。

三次接替毛泽东担任职务的经历虽各有其特点，然而，这些经历共同彰显了刘少奇在中共党内举足轻重的地位。

刘少奇除三次临时代理毛泽东的职务之外，还有一次，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被毛泽东委以中央的“预备队”重任。

1946年，重庆谈判落幕不久，蒋介石便重启战端，于次年年初派遣胡宗南指挥重兵，向中共中央的最高指挥机构所在地——延安发起了猛攻。面对敌军的锐意进攻，中共中央经过六天的激战，成功击溃敌军五千余人。为了避开敌军的锋芒，我军决定主动撤离延安。

3月29日，中共中央于陕北清涧县枣林子沟举行会议，作出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将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驻留陕北，负责中央工作的主持。同时，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将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担任委员会书记，并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宜地点，执行中央交办的任务。次日，毛泽东向正在晋西北地区进行视察的周恩来及晋西北根据地负责人贺龙发出电报，通报了这一决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少奇同志负责领导各项工作。”

刘少奇率领部队抵达晋西北地区后，继续北上至华北，经过深思熟虑的挑选，新组建的中央工委最终选定在太行山脉脚下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定居，并设立了我党最后的农村战略指挥中心。

中央部署考虑深远。

战事初始，我国陷入内战的阴霾，形势对我方极为不利，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在陕北的前线，国民党将领胡宗南率领的数十万精锐大军虎视眈眈，对中共首脑机构展开了全力的追击与围攻。而我方在陕北的主力与地方部队总共不过三万余人，与敌军相较，实力之悬殊达到十比一。

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了拖住敌人的主力部队，支援其他战场展开战略反攻，走了一步“险棋”：决定中央机关不离开陕北。毛泽东对此解释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取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

言辞虽如此，然而毛泽东对于这步充满风险的“棋局”所潜藏的危机，却有着深刻的洞察：战局变幻莫测，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身处孤立无援的境地，稍有差池，便可能遭遇不测。既然毛泽东采取了这等险招，自是不得不预留退路。而这退路，便是刘少奇所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其作为党中央的“预备队”，正是出于此番考量。在国共两党决战的前夕，毛泽东再次将沉重的责任交托给了刘少奇。

在选拔国家主席人选的过程中，毛泽东为何再次提及这段过往？显而易见，毛泽东对于这一国家主席职位的人选有着更为深刻的考量。

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国家主席的职位实则更多是一种荣誉性的角色，这一点，即便是略通政治常识的人亦能明了。党的日常工作由党的主席负责引领，而政府事务则由政府总理掌舵，国家主席并无实权干预具体工作。然而，在毛泽东向党外人士阐述国家主席候选人提名事宜的谈话中，他特别点出了中共党内“代理主持工作”的情况，并将此视为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较为适宜”的关键因素。种种迹象表明，毛泽东正是在深思“接班人”的问题，并试图以某种方式使这一安排得以明确。

尽管毛泽东心中有所思量，但在1959年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之前，他在公开场合始终未曾提及接班人之事，更未明言刘少奇将成为他的继任者。

涉及此议题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那次对话实为史无前例的唯一一次。

1957年11月，应苏共中央及苏联政府的盛情邀请，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远赴苏联进行友好访问，并出席了在莫斯科举办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典上，赫鲁晓夫突然向毛泽东提问：“您是否有考虑过您的继任者人选？”

赫鲁晓夫的问话很唐突，毛泽东回答得也很含糊：“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在我之后，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这些同志……”

话题结束，未再延续。

刘少奇荣膺国家主席之位后，此议题逐渐趋于清晰。至1961年，即刘少奇就任国家主席的两年之后，毛泽东在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对谈中，对“接班人”这一问题给予了明确且清晰的答复。

1962年，蒙哥马利著作《三大洲：亚洲、非洲及中美洲的局势与问题》问世，书中不仅深入探讨了这些地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战略态势与挑战，还对它们对当时防务政策及英联邦关系的潜在影响进行了详尽研究。在书中，他详实记录了与我国领导人的会见经过，并公之于众了与毛泽东主席的对话内容。

在蒙哥马利与毛泽东的会晤场合，毛泽东首次向西方人士敞开心扉，谈及了“接班人”这一议题。

在回顾此次对话之际，蒙哥马利提及毛泽东时感慨道：

曾经谈到的一个问题是年龄。我表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十二年中，他从混乱的局面中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他必须保持健康和精力充沛，以便引导这个国家坚定地走上他所规定的道路上去。他的回答是很有趣的。他说中国有个古老的传说，认为七十三和八十四是人的生命中的凶年；如果能够顺利地度过这两个年头，他就能活到一百岁。他自己不想活到七十三岁以上，那就是还有四年，以后他就要去同卡尔·马克思做伴了。马克思是他的英雄，几乎就是他的上帝。我表示强烈的反对，我说中国人民需要他，他必须至少活到八十四岁这一关。他说‘不行’，他有很多事情要同马克思讨论，在这里再呆四年已经够了！我说要是我知道马克思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我得同他谈一谈。我的话把他逗乐了！

随后，我向他提出了关于继承人话题的疑问。根据我的了解，许多国家领导人对于选定继承人一事都持保留态度。我列举了几个案例，包括印度的尼赫鲁、葡萄牙的萨拉查、德国联邦的阿登纳、英国的麦克米伦以及法国的戴高乐。至于他的继承人将是谁，他回应称，在中国，继承人的问题已经明确，且已确定人选，那就是刘少奇。我进一步询问刘少奇之后会是谁，他却表示自己既不清楚，也不感兴趣；他认为自己将与马克思一同在另一个世界解决问题，中国会自己处理这个问题。

此次会晤发生于1961年9月24日，会址位于武汉市专为中央领导所设的东湖宾馆。然而，或许是由于翻译上的瑕疵，蒙哥马利对此次会晤的叙述显得不够精确。

在蒙哥马利访华期间，全程担任陪同的原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在其撰写的回忆录中对事件进行了更为精确的回顾。

“对话始于下午2点30分。在简短的寒暄之后，毛主席便直言不讳地说道：“元帅堪称非凡之才，我坚信他定能寿至百岁，得以与上帝相会。而我，却只能有一个五年之约，即在73岁之时与上帝相拥。我的信仰之师是马克思，或许他会在某个时刻召唤我。”蒙哥马利回应道：“马克思的召唤可以稍作等待。此刻，我们更需要您的智慧和力量。”

毛泽东曾言：“在我国，有句俗语云：‘七十三，八十四，不请自来。’蒙哥马利趁机发问：‘我深知世界各国领导人。我发现他们普遍不愿公开宣布继承人，诸如麦克米伦、戴高乐等。主席，您是否已经选定继承人？”

毛泽东主席曾言：“显然，是刘少奇，他担任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在我离世之后，他将接替我的位置。”蒙哥马利进一步提问：“那么刘少奇之后会是周恩来吗？”毛泽东主席回应：“关于刘少奇之后的事务，我并不干涉……”蒙哥马利接着说道：“中国目前有许多事务待处理，非常需要主席的领导，您现在还不能弃船离去，将一切置之不理。”

毛主席说：‘暂时不离，将来学邱吉尔的办法。’并说：‘我随时准备灭亡。’接着毛主席讲了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毛主席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毛主席还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在海里去喂鱼。’”

尽管在文字表述上略有差异，然而随着蒙哥马利所著《三大洲》一册于1962年在伦敦的考林斯书店正式出版，刘少奇作为毛泽东必然继承人的消息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

此次毛泽东的谈话，背后尚存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事实上，蒙哥马利欲探讨继承人之事，毛泽东早已洞悉。在私下与熊向晖的交谈中，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那是当熊向晖陪同蒙哥马利抵达武汉并向毛泽东汇报相关情况之际所表述的。

数日前，熊向晖随蒙哥马利考察了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等城市并返抵北京。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任务时，总理询问：蒙哥马利在此次访问中，心中是否尚存对我们国家的疑问？他是否可能提出何种战略层面的疑问？

熊向晖透露：他似乎在试图探寻毛泽东的继任者人选。他似乎担忧毛泽东离世后，国家可能无法维持稳定。此问题并未被其直接言明，我则是通过观察某些迹象进行推测的。

周：有何迹象？

熊向晖表示，蒙哥马利乐于与民众交流，不断提问。他常对工人、农民和服务员询问：“你支持谁，谁是你服从的领导？”或是“若非毛主席，你又会支持谁，服从谁的领导？”这类问题，仿佛在进行某种“民意调查”。在洛阳的一次闲聊中，他提及，古代中国的帝王们颇为睿智，在位期间便选定继承人，尽管有失败案例，但大多数成功，这有助于维护稳定。他曾提及，英国曾因王位继承问题而战乱不断，后来因确立王位继承法而趋于平静，或许这种做法受到了中国的启发。然而，如今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缺乏古代中国帝王的远见和勇气，未能确定合适的继承人，这实为遗憾。在郑州，他再次提到，斯大林虽具权威，却缺乏远见，未生前指定继承人，导致其去世后出现权力真空，局势混乱。贝利亚被除掉后，赫鲁晓夫凭借敲击桌子的方式夺取权力，但他的统治前景不容乐观。

周恩来，一位心思细腻、深思熟虑的政治大师，在聆听了熊向晖的陈述之后，陷入了一段短暂的沉默，并未立即发表言论。然而，自那场谈话过后，在取得刘少奇的赞同基础上，他迅速部署，促成了刘少奇与蒙哥马利的会晤。

9月22日，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尊贵身份，在人民大会堂隆重接待了蒙哥马利。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会晤并非蒙哥马利原定访问日程中的安排。

22日上午，总理办公室紧急收到消息，得知毛泽东主席将于武汉接待蒙哥马利。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熊向晖与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浦寿昌当日下午乘坐专机紧急赴汉，就蒙哥马利的访华事宜向毛泽东主席进行详细汇报。

在汇报之际，熊向晖再次向毛泽东提及了他曾向周恩来透露过的个人推测。

毛泽东听后提问：“那么英语中‘继承人’一词怎么表达？”熊向晖回应：“successor”。毛泽东随即表示：“这个词汇并不恰当，我既无田地，也无房产，银行里亦无存款，能继承什么呢？‘红领巾’的歌声中唱道：‘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称呼为‘接班人’更为适宜，这符合无产阶级的表述。”

浦寿昌阐释道，在英文中并无与“接班人”意义相近的词汇，因此“接班人”若翻译成英文，通常使用“successor”一词，人们习惯将其理解为继承人。

毛泽东不再坚持己见，言道：“这位元帅操英语，不通晓汉语，既然是客，便以‘继承人’称呼便可。”

接着，毛泽东就这个话题发了一番议论：

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这也难怪，他是英国元帅，又是子爵，不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

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面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户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我们没有搞“抽样调查”，英国元帅搞了，一搞，发现了问题。中国一些群众也没有捅破这层纸。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刘少奇被视作毛泽东的“接班人”——或是如西方人所称的“继承人”——这层类似用于乡下糊窗户的“窗户纸”，终于在武汉东湖宾馆一间朴素会客室的交谈中被人捅破。而正是那位英国退役元帅蒙哥马利的一本薄书，将这消息传递向了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