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蒋介石与胡宗南共同商议制定进攻延安的作战策略
1947年2月28日，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胡宗南遵命乘机抵达南京。
胡宗南（1896—1962），浙江镇海（现宁波市镇海区）人士，系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投身东征与北伐战役。1930年，他率领部队参与中原大战，以勇猛善战闻名，战后获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继此，胡宗南转战鄂豫皖，投身围剿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在红军长征期间，他率部驻守四川松潘，面对红军的围攻，坚守阵地，未曾退让，迫使红军转攻草地。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宗南参与了淞沪会战与开封会战。1942年起，他驻守西安，负责封锁和监视陕甘宁边区，被誉为“西北王”。
抵达南京后，胡宗南步入国防部，直至与参谋次长刘斐会面，方才得知这是蒋介石下达的紧急指令，要求即刻对延安发起攻势。在其3月1日的日记中，胡宗南详细记载了与刘斐商讨应对策略的经过。
“午前10时。赴刘次长为章（斐）办公室。研究攻击延安方案。刘为章对本部提出攻略陕北匪巢方案。认为妥当。刘遂作结论如次：
在政治领域，必须拆除延安的根基。面对三国外长会议可能对中国事务的干预，若能一举将其击溃，苏联亦将无能为力。国内方面，当前的政治指导方针是推行宪政、释放政权。然而，由于共产党的破坏，统一遭受破坏，和平亦已破裂，唯有通过武力解决。若延安被击败，国内各政党将失去依靠。在内政和外交上，攻占延安是必行之路。经过政略的检讨，我们得出必须攻占延安的结论。在战略层面进行审视，同样得出必须攻占延安的结论。延安周边的匪军遭受重创，自贺龙大同之战惨败以来，势力未曾恢复。聂荣臻损失过半，陈赓在太原附近损失惨重，而刘伯承则远在平汉路，无法提供支援。从战略层面考虑，我们应攻打延安，这是第一点；同时，国军应集中力量攻击陈毅，而我方则应趁机攻克延安。一旦攻下延安，我们可以调集大量兵力，投入到其他战场的战斗中。这是第二点，也是我们攻占延安的重要原因。
战略与策略均指向当前对延安的攻势。就战术层面而言，目前兵力分配并无短缺。陕北地区现有正规军包括警备旅五个、教导旅两个，此外还有第八旅、第十旅、新一旅、骑兵第六师，共计约六万人。在晋西地区，增援兵力为王震的第三五八、三五九旅，约六千人。贺龙的三个旅大约一万人。陈赓指挥的第十、十一、十二、十三、二十四旅，合计约一万五千人。总计我方兵力约为九万人。对比之下，一线兵力达到八万五千人，兵力充足。接下来是战术选择的问题，需采用何种战术才能完成任务？敌情分析显示，敌方若号召巩固边区，则极有可能与我军进行决战。地形分析指出，敌军在大劳山一带，即延安外围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存在与我军利用工事进行决战的可能。我方应集中局部优势兵力，在空军支援下，稳步推进，稳扎稳打，有望取得成功。
当晚九点钟，蒋介石召集胡宗南与刘斐，并对他们提出的计划表示了赞同。胡宗南随即着手准备具体的作战方案，此时他心中想到了自己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熊向晖当时正由胡宗南保送赴美深造，正忙于在上海办理出国手续，且刚刚完婚，正与妻子在杭州享受蜜月时光。然而，他突然接到胡宗南的紧急召唤，前往南京，心中不禁疑虑重重，担心自己的秘密身份可能已被揭露。
3月2日清晨，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目睹有人前来迎接，熊向晖心中的紧张情绪得以缓解。抵达胡宗南的办公室后，胡宗南与参谋长盛文正凝视地图，见到熊向晖立刻笑出声来，并询问：“新娘子在哪里？”熊向晖回答：“她正等待在上海，准备送我上船。”胡宗南回应：“那就推迟三个月吧。我们即将进攻延安。战役结束后，你便可启程。你明天便返回西安。”
盛文向熊向晖陈述了情况：“前日（2月28日），总裁紧急电召胡先生赴南京，胡先生对此事一无所知，于是将我一同带来。当天下午，总裁便传见我们。总裁透露，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已内定于3月10日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并已获得确切情报，马歇尔与莫洛托夫将再次提出中国问题。总裁果断决策，下令胡先生直接进攻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特意选择在3月10日四国外长会议当天发起攻势。至于外交交涉，则由外交部负责处理。总裁在训示中强调，当前剿共战役，仍需坚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胡先生随即想到了你，便将你请了回来。”
胡宗南向熊向晖透露，他与盛文将前往国防部参加一场会议，而下午蒋介石亦将亲自接见他们。随后，他递给熊向晖一个公文包，指示他需依据包内文件绘制一份草图，并要求中午前完成，以便呈递给蒋介石审阅。在离别之际，胡宗南不忘叮嘱熊向晖务必将房门锁紧。
02、熊向晖获取信息
今夜，熊向晖紧闭房门，潜心研读针对延安的攻击计划。方案过目后，心中默记，随即焚毁副本，并将灰烬冲入马桶。任务既毕，他转而与盛文交谈，好奇地问：“此番进攻延安，部署细致，按理说应能迅速得手，可胡先生却让我延期三个月离境，难道这场战役真的会拖延如此之久？”
盛文表示：“胡先生于前日抵达南京，始悉总裁的旨意。随即，我与国防部紧急磋商，制定攻略延安的方案。直至昨晚，总裁批准了我们的计划，随即电令西安的薛副参谋长调度部队。目前，整一军在陕西仅剩一旅，其余部队均部署在山西；而整二十九军正在陇东与共军交战。总裁明确指示，应在3月10日，即四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开幕之际，发动攻势。参战部队需在9天内抵达指定集结地，尽管面临重重困难，我们仍有信心克服。总裁设定的战略目标是在延安迅速发起攻击，并在该地附近包围并消灭陕北共军的主力。凭借两个兵团的优势兵力，形成钳形攻势，迅速攻占延安的任务有望实现。然而，共军擅长运动战和游击战，若陕北共军不以主力防守延安，要完成歼灭的任务恐怕并非短期内能完成，三个月能否成功，仍难以预料。”
3月2日，蒋介石召集胡宗南及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共同商讨空军协同作战事宜。王叔铭郑重承诺，将调动14架轰炸机对延安实施轰炸。次日清晨，双方继续深入探讨，蒋介石遂下令胡宗南自11日起发起对延安的攻势，并要求空军于8日起先行展开轰炸。午后，胡宗南率队返抵西安。
尽管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的图谋已久，但蒋介石下令胡宗南发起行动却是出于突然。研究资料显示，南京国防部对于陕北共产党军队的兵力评估虽然过于夸张，但他们的决心却毫不动摇，迫切希望迅速占领延安，铲除共产党的中枢机构，以获取战场的主动地位。
胡宗南重返西安后，迅速展开了紧急部署，调动了部队。与此同时，熊向晖亦迫切地将情报传递出去，他立刻联络了地下情报人员王石坚。王石坚在西安巧妙地以“社会化、职业化”为掩护，从事隐蔽工作；他不仅担任《新秦日报》和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还在西大街经营了一家书店；此外，他还购置了位于新华巷1号，拥有三进院落的住宅。按照常规，熊向晖不应直接与他联系，然而情势紧迫，熊毅然闯入其宅，王石坚对此感到十分惊讶。熊向晖详细阐述了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计划及相关情况，并向王石坚透露，为了确保机密，胡宗南决定在部队集结完毕后下达作战命令，而他的军师旅长们目前尚未接到命令。王石坚表示，这些情报至关重要，他将立即上报延安。
3月7日，熊向晖又找王石坚通报蒋介石给胡宗南发密电，进攻日期推迟3天，因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但仍命令胡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王石坚说：延安来电，已将胡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呈报毛主席、周副主席，认为很及时、很得用。熊说：“遗憾的是，我明天将随胡宗南前往洛川，无法继续提供情报。”王石坚则回应：“主要的战略情况我们已经掌握，细节将由他人负责调查。没想到你还能回来，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熊向晖所提供的关键情报，为延安方面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使得他们能够提前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03、延安疏散转移
消息传至延安，紧张的气氛顿时弥漫开来。中央机关迅速组建直属纵队，杨尚昆担任司令员一职，邓洁出任副司令员，李涛则被任命为参谋长，他们肩负起机关疏散的重任。
本来1946年11月延安已经进行了第一次疏散，把年老干部、家属小孩向瓦窑堡转移。当时杨尚昆下令集中了各机关的骡马，又向群众征调了一批骡马，分配给各单位。因为敌人的行动还没有开始，所以转移工作比较有秩序。等到农历春节临近，在瓦窑堡的婆姨娃娃开始想家了，嚷嚷：敌人又没有打延安，让我们回延安过个年多好。那时，杨尚昆的想法是不让回延安的，可是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饶漱石跑到王家坪来说：“尚昆啊，就体谅一下他们吧！”杨尚昆表示不行，转移工作实属不易，涉及一两千人，其中许多人需要骡马。饶漱石反复坚持，杨尚昆无奈之下只得同意有限度地让他们返回，最终有1000多人得以回到延安。然而，他们只在那里逗留了不到一周，胡宗南便发起了攻势，他们又不得不返回瓦窑堡。这一次，与上次相比，条件明显恶劣，无法再调用骡马，只能让大家步行。
周总理亲自负责延安中央机关的撤退工作。当2月18日，胡宗南部发起对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攻击之际，周恩来即迅速召集相关部门，对撤退计划进行了周密部署，明确要求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必须实施坚壁清野策略。党、政、军、民、学等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亲临一线，积极参与动员、部署、检查和落实工作，确保不给胡宗南留下任何群众、牲口、粮食或任何文字资料。撤退与物资转运主要依赖骡马和毛驴，辅以少量胶轮大车。各机关单位有组织地先将重要文件、老弱病员、幼儿转移至延安东北约一百余里的瓦窑堡、永坪等地，随后再东渡黄河，前往晋绥地区。周恩来总理还亲自抓捕了数项关键工作：
一、特命专人负责，对党中央、军委的关键档案文件进行优先转移，并确保其妥善保管，尤其是毛泽东同志的文件和手稿。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曾三同志被指定为负责人，率领团队将中央档案安全运送至黄河对岸的晋绥分局，并由贺龙同志负责具体安排其隐蔽存放。
二、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及副总编辑范长江等领导共同商议，制定了新华社广播电台转移的具体步骤，以接力方式确保党中央的声音连续不断。首先，迅速派遣一支高效的工作团队，携带发电机、收讯台和广播设备，前往瓦窑堡的山沟中设立临时广播站。若延安形势危急，新华社广播电台需随中央机关转移，瓦窑堡广播台将接替继续播音。其次，通知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太行山根据地选择一处地形优越、条件适宜的地点，设立新华社的临时总部，配备必要的电台设备和干部人员。在瓦窑堡广播台转移期间，太行山广播站将继续以“陕北新华社”的名义进行广播，并直接接收中央的重要稿件。
第三阶段，廖承志带领总社的主要成员跨过黄河，穿越晋绥解放区，抵达太行山与临时总社汇合，最终的具体位置将根据战局的发展而决定。范长江则率领一支精锐的小团队以及部分电台设备，跟随中央的行动。经过周密的部署，延安广播电台于3月18日随中央撤离延安后暂停了广播，次日，位于瓦窑堡好坪沟口的一座小庙内设立的广播台迅速恢复了文字新闻的播发，而口语广播则在此过程中暂时中断。3月25日，周恩来亲自前往好坪沟的新华社广播电台探望了工作人员。随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太行山区的涉县设立了新华社的临时总社，并于4月1日正式接替陕北，开始了广播工作。
三、针对负责国统区工作的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及负责搜集国统区党、政、军各方情报的社会部，进行了转移部署。鉴于这两个部门需每日与国统区地下组织的秘密无线电台保持紧密联系，周恩来决定指派负责机要工作的童小鹏与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共同组建一个联合秘书处。秘书处从中央机要处调拨了一个译电科，并从军委三局调配了两部电台。自3月9日晚起，该联合秘书处独立运作，持续与国统区电台保持紧密沟通，确保中央指示能够迅速传达至相关党组织，并将国统区的情况及时上报中央。
延安中央机关的搬迁，其核心任务便是确保文件档案的安全。自1937年党中央迁至延安，这座城市便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指挥中枢。据统计，自那时起，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每年平均接收的各地上报文件和资料便超过了两万件。而仅以1946年为例，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机要处接收的电报就高达1.8万件。在延安度过的十几年间，中办秘书处积累了厚重的档案资料，占据了几十个窑洞的空间，其他党政军机关也积累了同等数量的文件档案。在撤离延安之际，为了确保这些珍贵且涉及我党我军机密的文件档案得以妥善保存，中央特别下令，要求各机关在疏散转移过程中，务必认真做好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安全保密工作。
1946年11月，中央机关着手实施物资疏散与坚壁清野的行动。党中央对此特地发布了保护秘密文件的关键指示，明确要求各地、各机关以及各部队在机关迁移过程中，需根据文件资料与档案的具体内容，将文件划分为“重要”与“非重要”两大类。其中，“重要”的文件需集中妥善保管，“非重要”的文件则可选择适当地点进行埋藏，若情况紧急，再行销毁。
将延安的文件档案外移，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中办秘书处率先将首批16箱至关重要的文件，运送至保安县安窱岭——中共西北局设立的一处农场，并派遣专人负责看护。紧接着，第二批13箱文件资料被转移至陕北的清涧县十家塬子，由中共清涧县委代为妥善保管。在此次首次大规模的文件转移行动中，材料保管委员会携带90箱重要档案离开延安，目的地是晋绥军区的兴县刘家曲。为此，中央军委特地派出十余名武装战士进行护送。这批珍贵的档案，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辛跋涉后，终于安全抵达刘家曲。
1947年三月，中央决定成立文件材料保管委员会，由中办秘书处材料科、机要处文电科、中组部材料科以及总政治部秘书处资料室等机构共同组成。委员会的负责人由曾三担任，成员包括裴桐、赵德芳、徐迈、谢国宝等十余人，负责统一管理、搜集、整理及迁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其各相关部门的档案资料。
1947年三月，国民党军以重兵倾巢而出，对陕甘宁解放区发起猛攻，直指延安城下。在“保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的激昂口号激励下，我军采取机动灵活的防御战法，成功抵挡住敌军的攻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延安保卫战。在战事爆发前夕，我军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备战工作。这幅图展示了那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会场盛况。
当时，众多文件资料散布于各个机关，部分甚至藏于个人之手。为此，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秘密文件检查管理办法》。各党政机关随即迅速启动了文件清查的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主动将个人保存的文电与手稿上交中办秘书处和机要处，以便整理与保管。中央党政军机关的领导与工作人员纷纷被动员起来，投入到了文件资料的整理清理工作中。
档案资料堆积如山，整理任务极为繁重。仅中办秘书处材料科就接收了来自中央宣传部、中央政策研究室等部门的零散文件资料，累计超过1.6万件。在撤离延安之际，材料保管委员会接手并代为保管各机关的文件档案资料，共计达96箱之多。其中，毛泽东同志移交的珍贵文献资料共有3箱，而周恩来同志移交的则包括3箱文件和33包资料。
本就因文件档案资料数目过于庞大而难以清理，加之军情紧急，有的机关在撤离延安之前，因来不及清理，有的为图方便，将一些不应销毁的文件也销毁了。材料保管委员会在检查中发现，有的机关一次性“烧毁事务性电报共达13355件”，有的单位将十余箱文件档案资料全部烧毁。这些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立即指示：“在疏散档案时，切勿慌乱，对于确实不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但对于重要的文电，必须严加保护，绝不允许任何片纸只字落入敌人手中。”
1947年3月8日，延安举办了一场旨在保卫边区、捍卫延安的动员大会。当夜，周恩来同志向童小鹏与罗青长同志传达了任务指示，要求中央办公厅及军委三局携带相关机器和电台设备前来报到。翌日，队伍集结完毕，中央机要处邹群科长带领十余名译电人员，军委三局刘富龙台长则率报务、机务人员十余人，并有一辆骡马大车装载电台设备。童小鹏同志身背两台照相机，携带着从南京带回的胶卷和底片。这一机要部门于9日晚启程，途径瓦窑堡、绥德，沿碛口东渡黄河，历经半个月的长途跋涉，于3月下旬抵达临县三交镇附近的后方工作委员会驻地的双塔村，各自归队，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当时，中央机要处与军委三局驻扎于孙家沟，城工部设在王家沟，而社会部则位于刘云沟。这些机构均位于窑洞之中，亦是理想的防空之所。
中央机关的主力部队渡过黄河的过程颇为顺畅。此前，两千至三千名战士及一批笨重的物资器材已提前迁至瓦窑堡。胡宗南一经行动，杨尚昆便迅速通知相关人员渡河。新一轮的大规模迁徙再次展开。队伍中汇集了许多资深同志，诸如董必武、吴玉章、谢觉哉等，他们均需乘车骑马，整个队伍以辎重为主，所需的骡马则是紧急从民众手中征调而来。
诸多身处延安的国际友人也遭受了疏散之苦。在1947年2月的初旬，周恩来同志与斯特朗女士、阳早先生、寒春女士等进行了交流：我们目前须暂栖于山野之间，经历一段艰辛的岁月，然而不久的将来，全国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周恩来同志赞同阳早先生、寒春女士等人的随军迁徙，并劝说斯特朗女士撤离解放区。到了2月13日，斯特朗女士便离开了延安。
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肩负起了一项重任，其一是负责陪同苏联观察员阿洛夫前往晋绥军区的临县三交镇。追溯至1942年5月11日，阿洛夫与孙平（即弗拉迪米洛夫）一同乘坐飞机抵达延安。彼时，他们身为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观察员与情报员，对外则以塔斯社驻延安记者站的身份对外公开。孙平担任战地记者，而阿洛夫则是一位外科医生。
在延安启动疏散转移之际，任弼时与阿洛夫进行了一次恳谈，向他阐述了中共中央撤离延安的缘由：这是出于战略考量，旨在便于与敌军周旋。此举并非败退，亦非因敌军压力而被迫撤离延安。至于外人对我们主动放弃延安的报道如何，那是他们的事情。至少，我们预料到美国人不会对我们表示好评。既然撤离是一种战术选择，我们坚信终将重返故土。任弼时在谈话尾声恳请阿洛夫向苏联方面转达此信息。
师哲接到的第二项任务是负责处理毛泽东与苏共之间的通信电报。在整理这些文件的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出现，询问师哲处理方案，并下令将所有文件彻底销毁。师哲认为直接焚烧太过浪费，尤其是那些与“远方”的交流电文，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因此提出挑选部分关键文件随身携带。然而，毛泽东提醒他，若自己不幸被捕或遇害，这些文件将落入他人之手。师哲理解了毛泽东的担忧，并遵照指示执行。毛泽东要求立即焚烧，师哲在整理档案的同时，心中不舍地逐一翻阅。毛泽东目睹师哲将所有档案化为乌有，甚至亲自用棍子翻动灰烬，确认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方才离开。师哲对销毁档案感到遗憾，同时也对毛泽东处理工作的细致入微深感敬佩。
3月3日，延安全面启动了撤退与疏散行动。《解放日报》的记者杜鹏程在其日记中记载道，敌军全面进攻受挫后，转而将目标对准了延安。随着庆阳的陷落，延安的局势愈发紧张。就在昨日（2日），二次疏散令紧急下达，整个延安城迅速陷入了紧张的备战与疏散状态。远处，驼铃声此起彼伏，居民们忙碌地搬运着物资。脚步声、马嘶声、狗吠声与人声交织在一起，灯火通明，人们紧张地在街头巷尾来回奔波。
杜鹏程正准备安寝，忽闻领导急召，要求他立刻赶赴乡村进行牲口的动员借用。他背负着枪支，踏上了夜行之路，孤身一人穿行于山壑之中，时而趟过溪流，时而穿行于荒芜的墓地，恍若盲人摸象。待他抵达乡政府时，已是晨鸡二鸣。他唤醒乡长，简要交代了任务，随即便开始在乡间道路上展开动员。他成功拦截了五位村民，他们中有的前往市场卖柴，有的卖炭，有的则是携粮食而来，无一幸免。其中一位约三十岁，性格敦厚；另一位年近四十，既老实又显得十分可怜；第三位二十三四岁，机智且成熟；另一位则是来自柳林区模范村的村民，他见多识广，口才了得，却也显得有些狡黠。
杜鹏程将拦截的民众与征调的牲畜引领回报社，3月6日，众人开始装载物资，中午时分启程。沿途黄沙蔽日，尘土漫天，搬迁的行人、马车无不蒙上了一层厚重的尘埃。那令人烦恼的北风迎面扑来，让人目不能视，气难喘息，仿佛即将窒息。至3月10日，疏散转移的队伍继续前行，路上牲畜、大车、行人，无论男女老少，肩挑手提，络绎不绝。有人言延安形势危急，有人预言战事将在一两天内爆发，传言四起，众说纷纭。不论如何，我内心焦虑不已。晚上八点左右，我们摸黑抵达青化砭。此地仅有一家破败的小店，仅有一铺炕，挤满了十五六个人。我睡在炕边的石块上，无被褥，冷得无法入眠。半夜时分，月亮升至头顶，我们便起身出发。五人同行，内心茫然，又困顿不堪，眼皮沉重如千钧之石，行走间便不知不觉地入睡了。走了十里路，我与村长寻得一个冷清的窑洞，躺下后便沉沉睡去，直至天亮。
04、彭德怀部署延安保卫战。
常驻延安枣园大院的中央领导人，在转移前夕，分别疏散至数地。毛泽东主席率先迁往枣园后沟，与警卫部队相隔仅一道山梁，主席的出行皆需穿过一条隧道。朱德总司令则迁往位于中央警备团团部附近之侯家沟，于3月10日随同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等领导同志一同离开延安，前往瓦窑堡。毛泽东主席则迁至王家坪，与周恩来、彭德怀共同居住。此处为解放军总部与总参谋部所在地。王家坪之上即为清凉山，解放日报社便坐落于此山之巅。沿延河远眺，右侧正面可见延安古城，向南则是繁华的商业区新市场；左侧则是雄伟的宝塔山。
毛泽东延安枣园故居
随着机关与群众的大规模疏散转移，延安地区随即启动了全面的战备机制。3月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及联防司令部发布了戒严令：
蒋、胡反动派集结大军向我边区关中、陇东等地进犯后，又调遣十旅之重兵，集结南线，决心孤注一掷，进犯延安。西北各线，亦欲策应蠢动，边区已进入万分紧张的战争状态中。同时在此期间，敌探特务在我边区内地将会更加猖獗进行阴谋活动和破坏。我们为了坚决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并有计划地打击和消灭敌人，以争取自卫战争的最后胜利起见，除动员全边区人民积极参加战争，配合军队打垮敌人的进攻外，特通令各级政府、各旅、团、队及全体军民立即实行戒严，以防敌探特务之破坏。兹规定具体戒严办法如下：
（一）强化边境警戒，严格实施对外封锁。自即日起，固临、延长、垦区、鄜县及关中中心区等地，无论邮差、商贩等，均不得擅自出入。对于其他边境地区，将根据形势的紧迫程度，实施相应的管理措施。若确需开展对外贸易，须选定特定地点进行交流，禁止随意出入。至于蒋管区的邮差，亦应在边界指定地点办理邮件交接，严禁擅自穿越。此外，边境区域内的各部队与地方民兵将协同作战，开展武装巡逻，旨在侦察敌情、捕获敌特，确保不泄露我方任何信息与机密。
（二）在边区各村落与重要交通要道，应普遍设立哨所。严格执行检查制度，细致审查过往行人，确保敌特分子无法潜入边区。为便于执行检查，所有行人必须携带政府（乡级及以上）或部队（连队及以上）签发的通行证或证明文件，否则将禁止通行。在当前战时，掌握通行证发放权限的机关人员，必须挑选忠诚可靠的同志担任，切勿轻率行事。在检查过程中，若发现可疑的敌特分子，应立即就地逮捕或扣留，并及时上报政府处理。
（三）各级政府及地方公安机关需对户口登记工作给予高度重视，严格执行户口管理制度。在村镇一级，应设立户口簿及过往人员登记簿，由村长、镇长或地方自卫军、治安小组负责，每日进行全面核查，确保无一可疑行踪或身份不明者潜伏于村舍之内。若发现有人包庇或藏匿不法分子，应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依法予以惩处。此外，各地警卫队、保安队及民兵组织应特别关注清除武装特务，确保后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中共中央坚定决心捍卫延安城池，军委副主席彭德怀肩负起军事指挥的重任。他由枣园后沟迁至王家坪，亲自前线指挥，短短数日内，连续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部署各项军事行动。
3月2日，致电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与习仲勋：鉴于敌方部署，进攻延安的决战预计将于3月7日或8日展开。彭德怀提出了三个保卫延安的作战方案，其中之一为“待敌深入延安、延长并陷入困境后，再从其侧后进行围歼”。
3月5日，再次拨通张宗逊、习仲勋的电话：为确保挫败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计划，首要任务是你们在陇东与关中地区能够接连取得数场胜利。需集结五至六倍于敌人的兵力，力求歼灭敌军一个团，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消灭敌军一至两个营。
3月6日，致电晋南的陈赓、谢富治，指示他们率领第四纵队及王新亭纵队的主力，采取出其不意的战术，准备渡河进攻阌乡（今属灵宝市）、陕县、新安等县以及洛河北部地区，旨在彻底摧毁陇海路潼关至洛阳段，确保延安的安全，并扰乱胡宗南军的部署。同时，特别强调，保卫延安的内线防御作战，关键在于依靠陈赓、谢富治从外线实施解围。
同日命令张宗逊、习仲勋：主力8日由现地东进，限10日隐蔽集结张村驿附近地区，准备内线机动。7日下令：“内线防御必须坚持20天的坚决抵抗，方可击溃敌人，捍卫延安。”
3月7日，致电晋绥军区贺龙、李井泉表示：“我方防御部队将在鄜县、甘泉、劳山、牛武、南泥湾、临真、金盆森林等地区进行坚决抵抗，坚守阵地20天。此次战役的胜利至关重要，恳请贵部尽量支援迫击炮弹及掷弹弹药。”[插图]8日，贺龙回复：“3月上旬，我方将提供各类炮弹共计4600发，即刻安排由工厂通过船只运送至军渡。”
3月8日，彭德怀下达指令，命王震率领359旅及新编第4旅自延水关西岸渡过黄河，秘密集结于延长附近，以便与教导旅协同作战，共同围歼敌军。
05、胡宗南洛川会晤
彭德怀正忙于调兵遣将，而胡宗南亦在紧急部署之中。3月16日，延安接到了王石坚自西安传来的胡宗南作战部署情报。
3月10日晨，胡宗南率领指挥部抵达洛川中心小学。夜幕降临，于晚上10时，召集了整编第1、第29军的军、师、旅级将领召开会议。胡宗南率先发言：领袖（蒋介石）已委以重任，命我等进攻延安，旨在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根据地，解决西北地区“剿共”的军事难题。我军已集结十几万精锐，兵力是敌人的数倍；邓宝珊部驻守榆林，马鸿逵部驻防陇东，与我军协同封锁，形势对我军极为有利。诸君务必不负领袖厚望，发扬革命军人的英勇精神，奋勇杀敌，建立赫赫战功，延安指日可下，胜利已在握。
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图
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长汪承钊对作战计划和战斗序列进行了详细汇报：“一、右兵团由第1军军长董钊指挥，下辖整1师师长罗列率领的三个旅，整27师师长王应尊指挥的两个旅，整90师代师长陈武带领的两个旅，以及重迫击炮第10团第三营。部队将于宜川北部的平路堡、龙泉镇周边区域就位，准备发起攻击。沿金盆湾、孙家砭、张家桥至延安大道及其周边地带，向延安发起进攻。旨在通过奇袭突破敌军防线，并与左兵团协同，采取闪电战策略，迅速占领延安，并在延安附近围歼敌军主力。二、左兵团由整29军军长刘戡指挥，率领36师师长钟松的两个旅（缺少28旅），整17师师长何文鼎的12旅，炮兵第51团的一个连，以及工兵第2团第三营。部队将在段仙子、党家原、街子河附近地区展开攻势，向延安进发。同样以奇袭突破敌军阵地，并与右兵团共同围剿延安附近的敌军主力。三、陇东兵团由整36师副师长顾锡九指挥，下辖新1旅、独立第1、第2、第3团，陕西保安第3、第6团，以及甘肃保安第1团。新1旅将组建若干战斗群，在左右兵团发起攻击的前两天，开始向保安方向实施佯攻，以此在广阔战线上迷惑敌军并限制其行动。总预备队由整76师组成，将配合陇东兵团的行动。首先在陇东地区发动攻势，攻占庆阳、合水后，留下一部分部队守备，主力部队则夜以继日赶回洛川附近，作为战区的总预备队。”
接着，胡宗南要大家对作战计划发表意见。董钊表示右翼兵团完全同意绥署计划。整29军参谋长文于一提了两点意见：（一）绥署的作战计划主张两大兵团采取密集齐头并进的策略，旨在迅速顺利地占领延安，而不急于与敌军进行决战，这种做法似乎并无不妥；然而，战争的胜负关键在于能否有效消灭敌方的有生力量。因此，最终必须通过双方主力部队的决战，彻底消灭敌方主力，才能算是真正的胜利。（二）鉴于两翼兵团均为大部队，理应具备独立作战的能力，至少能够维持一定时间的战斗。左翼兵团拥有众多重武器。然而，绥署计划规定，本兵团各部队需沿咸榆公路两侧狭窄的高山梁行动，这无疑会导致拥挤不堪，不仅妨碍了大军的行进，而且在与敌军接触时，更不利于作战部队的进出和展开。因此，建议适当调整计划，除了必要的兵力沿山梁逐步占领要点并搜索前进外，主力部队应沿咸榆公路及其两侧地区分路前进，主力部队应保持在右翼。
胡宗南问刘戡的意见，刘戡回答：“刚才文参谋长是我请他代表发言的，他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没有什么补充。”刘戡说完，大家默默无言。胡宗南决定：“左翼兵团的行动，即依照该兵团提出的意见执行；其他部队则继续按照原定计划进行。”话音落下，会议随即宣布结束。
刘戡与文于一在返回的路上交流了会议的相关情况，他们认为胡宗南虽然勉强同意了29军所提出的调整左翼兵团行进路线的建议，但这显然并非出自他的本意。刘戡指出，绥署的正副参谋长盛文和薛敏泉两位均缺乏带兵作战的实际经验，他们所制定的作战方案往往流于理论层面，他曾亲自向胡宗南提出过改进意见。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今天的会议上才不得不勉强接受我们的建议。预计会议结束后，薛敏泉仍会坚持原有的方案，而胡宗南的态度也可能会有所动摇。
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在抓紧部署延安南线的防御。3月10日，他到金盆湾视察教导旅的防御阵地，听取罗元发旅长的汇报。当彭德怀问他们有多少弹药时，罗元发说：“部队子弹太少，平均每人只有十发。”彭德怀问他们能守几天，罗回答可阻击5天。彭说：“你们务必努力支撑一星期，对敌人造成最大杀伤，尽可能延长防守时间，以便中央机关和延安人民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转移。”彭德怀最后强调：“我的意图并非让你们一味固守，而是应采取灵活机动的防御战术。”
作战之道，首在明察秋毫，对敌我双方了如指掌。如今，敌情已洞若观火。西安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情报与国民党军队的官方记录相差无几，胡宗南所部拥有两个整编军、十四个旅，兵力超过二十万，无论是人数还是武器装备，都占据着绝对优势。相较之下，我军仅辖有四个旅，兵力不足三万，每人配备子弹不过十发。彭德怀将军历经沙场，经验丰富，自然深知十发子弹所能支撑的战斗时间。他心中清楚，凭借现有的力量，难以坚守延安。
面对当前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必须认真思考：是坚守延安还是选择主动撤离？这一决策过程中，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彭德怀，其思想都经历了转变。
06、毛泽东欲弃延安。
自1946年11月胡宗南部署对延安的攻势，直至1947年3月10日之前，尽管毛泽东已做好两手应对之策，其核心战略仍聚焦于坚守延安。在1946年11月1日至14日的十数日里，毛泽东与中央军委接连发出数十份电报，指令陈赓、谢富治所部三旅，杨勇、苏振华所部三旅，以及张宗逊所部两旅火速由山西渡过黄河，抵达陕北，与陕甘宁部队并肩作战，共同捍卫延安。另一策略则是通过其他战区的作战行动，牵制胡宗南的部队，从外围协助陕甘宁部队作战，以挫败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企图。至3月10日，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在洛川、宜川等地完成集结，而作为外围配合的关键作战——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平汉线攻势，以及陈赓、谢富治在晋西南的攻势——尚未做好充分准备。
面对胡宗南部对延安的即将发动的猛烈攻势，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紧急召开会议，认真听取了彭德怀的详细汇报，并对延安是否放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毛泽东明确指出，蒋介石此次进攻的意图是“先解决西北问题，切断我党右臂，进而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退出西北，随后再调集兵力进攻华北，企图实现各个击破的战略目标”。基于这一分析，中共中央果断决定，必须以坚定的战斗意志保卫和拓展陕甘宁边区及西北解放区。为此，中央迅速调遣晋绥军区第2纵队王震部（包括两个旅，约一万兵力）从吕梁地区渡过黄河，融入西北解放军的战斗序列。西北解放军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在必要时主动撤离延安，与胡宗南部的主力在延安周边展开周旋。目的是将敌人拖入极度疲惫和粮草匮乏的境地，然后集中优势兵力，逐步予以歼灭，以此达到牵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部，从战略上支援其他战区的作战，最终确保西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会议结束后，中央立即组织延安的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进行紧急疏散。
毛泽东为什么决定主动放弃延安，师哲回忆：“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微笑着说：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挡住他们去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在与地方官员交流时，毛泽东用更加贴近生活的比喻说：“设想有个人背着满载金银的沉重包裹，遇到强盗想要夺走他的财物。这个人该如何应对？如果他不愿丢弃包裹，行动不便，与强盗交手可能会败北，甚至丧命，那么财物也会随之丢失。但如果他果断丢弃包裹，轻装上阵，行动就会更加敏捷，能够充分发挥武艺与强盗对抗，不仅能击退强盗，甚至可能将其击败，最终保住财物。我们暂时撤离延安，就是将负担转移给敌人，让我们在战斗中更加主动、灵活，从而能大量歼灭敌人。待到时机成熟，我们再发起反攻，延安必将重新回到我们手中。”
然而，主动撤离延安的决定，让众多干部战士及民众难以理解，情感上亦难以接受。3月13日夜晚，毛泽东接见了前来延安的新4旅干部们。他言道：“目前，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发动攻势，集结了二十余万军队，并配备了飞机、坦克，敌人来势汹汹，兵力雄厚；而我军装备简陋，弹药匮乏，仅有两万余人，一时难以将其全歼。我们应量力而行，根据自身条件来决定战斗方式。若一味死守一城一地，无疑是自找麻烦。因此，中央决定将延安让予蒋介石。但这只是权宜之计。须知，蒋介石心胸狭窄，总是以扩张地盘为胜利标志。那么，我们就让他背负更多的负担。他背负得越多，行动就越受限制！届时，我们再集中兵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届时，世人将目睹，蒋介石占领延安，非但不是他的胜利，反而是他失败的序曲。”
07、延安保卫战始
3月12日拂晓，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人员搭乘飞机离境之际，胡宗南随即下令国民党空军对延安实施狂风暴雨般的轰炸。从上午7时直至下午4时，这场轰炸断断续续，持续了整整9个小时。敌机轮番轰炸了延安机场、旧城区、边区政府、八路军大礼堂、中央党校以及中央医院等地，倾泻了成千上万的重型炸弹与凝固汽油弹。不可否认，此次大轰炸对延安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当中央警卫部队迁至王家坪，毛主席与周副主席亦同驻于此。王家坪桃园内设有防空设施，毛主席与周副主席分别居于南北两侧的防空洞中。在敌机对延安进行轰炸的数日间，他们便在防空洞内处理公务、休憩养身。洞内空间宽敞，更配备了马灯、凳子以及行军床等设施。
在敌机轰炸即将拉开序幕之际，我们的连队便会迅速撤离至驻地前方的半山腰，选择一处隐蔽之地。在那里，我们目睹了敌机投掷炸弹的场景，同时，位于各山顶的防空火器齐齐开火，对敌机进行射击。随着部分敌机中弹，剩余的敌机也心生畏惧，不敢再随意低空盘旋。此外，山顶之上，我们还注意到车队、骡马驮队以及绵延不绝的人流，他们正越过延河，缓缓地向东方向移动，这是撤离延安的景象。
一旦胡宗南部队实施空投，将直接抵达延安。叶剑英参谋长迅速下达命令，要求部队加强机场戒备，并布置障碍。由于值班干部未能理解指示，仅派出一连兵力至机场执行警戒任务。正当部队部署完毕，叶剑英的吉普车赶到现场，目睹士兵仅在进行站岗，他立即焦急地高呼：“为何还未设置障碍？若发生意外，你们将承担责任！”众人方才意识到需防范敌军空降，随即迅速设置障碍，破坏跑道。[插图]为防止国民党空降部队占领机场，阻断中央机关撤退路线，彭德怀调动新4旅一团兵力驻守机场。
陕北大战在即，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担负抗击国民党军精锐胡宗南集团的艰巨任务，谁来统率这支部队呢？按指挥关系，应该由贺龙指挥，他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又是晋绥野战军司令。第1、2纵队都是120师的老部队。但贺龙当时并不在延安，此时，彭德怀向毛泽东提出：“在贺龙抵达延安之前，陕北的几个旅加上后勤人员总计不过两万人，是否可以先由我临时负责指挥？”
毛泽东赞许道：“此乃重要决策。”3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取消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编制，由张宗逊、廖汉生的第1纵队、王震的第2纵队、罗元发的教导旅以及张贤约的新4旅，共同组建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兵团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则担任副政治委员。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毛泽东发布了保卫延安的命令。此外，规定自3月17日起，边区所有部队均受彭德怀与习仲勋的统一指挥。
遵循彭德怀的命令，罗元发指挥教导旅、警备7团以及延属分区独立第3团，共计7000余人，自临真至鄜县一线布设了三道防线。首道防线设于鄜县及麻子梁（临真镇）；次道防线位于南泥湾、双庙梁（金盆湾南山）与麻洞川；第三道防线则依托金盆湾以北的高地、松树岭以及东南部地区。凭借有利的地形，构建起深远的防御体系，通过坚韧的逐段抵抗，对敌军实施沉重的打击与杀伤，旨在消耗与疲惫敌军，确保中央及延安各机关的安全转移。
3月14日的破晓时分，激烈的战斗随即拉开序幕。胡宗南的右兵团整一师已抵达临真镇的外围，而整二十七师则在午后抵达崾崄。与此同时，左兵团的整二十九军已成功攻占茶坊、交道镇、牛武镇以及郝家塬等既定区域。
我军对胡宗南部队的情况早已熟悉。1946年9月22日，陈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发起了临（汾）浮（山）战役，成功击败了自诩为“天下第一旅”的胡宗南整编第1师第1旅，共计4500人，并俘虏了中将旅长黄正诚。战役结束后，陈赓纵队对经验进行了总结，撰写了《胡军战术特点与我对胡战法》的报告，以供陕甘宁部队参考。
与阎锡山部相较，胡宗南部装备精良，战术和技术均表现出色，干部的指挥能力和素养较高，射击精准；物资和弹药供应充足，薪饷丰厚，兵员数量充足，士兵体质健壮，攻击意志较为强烈。通讯联络工具完备，各团均配备了报话两用机，陆空联络操作熟练。然而，官兵关系紧张，步枪数量不足，手榴弹储备有限，突击能力不强；重型武器众多，行动起来不够灵活，必须依赖完善的交通补给，否则将受到很大制约。在去年的吕梁战役中，敌军进入大蒲一带贫瘠山地后，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因此，在我军歼灭其第1师辎重营并切断其交通线后，董钊被迫下令部队撤退。
一些部队，例如第1旅，由于长期接受教养，深受反动思想的熏陶，对我方产生了误解。他们害怕遭受杀戮，忧虑被活埋，但只要经过充分的解释并辅以实际体验，这种恐惧很快就能消解。然而，他们的战斗力并非稳固。第1旅的第2团甚至有两个连在战场上选择了投降。虽然他们在战时和平日里能够相对严格地服从命令，并非机械式地执行，并能保持一定的秩序行动，但在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却难以坚守到最后。因此，在战斗中，他们表现出一定的抵抗意志，但并不算坚强。
行动悄无声息，擅长伪装与欺诈，运用狡黠策略。在防御动作上技艺娴熟，构筑工事亦能迅速完成。然而，缺乏实战经验，对村落战、夜战以及白刃战并无偏好。
胡军战术：
通常情况下，炮兵率先开火，以强大的火力为步兵的多路进攻提供掩护，即便是险峻的道路也不在话下。去年敌军对隰县发起攻击，分为七路，连羊群常走的路径也被用作进攻路线。攻击行动多采用包围战术，迂回战术则较为罕见。在正面战场上，火力占据主导地位，步兵从两侧悄然接近，虽常有飞机支援，但实际作用有限。敌方攻击力不强，往往被我军击退。一旦在野外遭遇我军猛烈冲击，敌军往往不战自溃，迅速溃逃。
应对胡军策略：
在战略部署上，我们应尽可能采取野战与近战策略，以规避敌方火力优势。力求攻击其侧翼、指挥中枢，一旦击中要害，其余敌军便会陷入混乱。在我方根据地内，具备实现这一战略的有利条件，能够隐蔽我军行动，实施出其不意的打击。在战斗行动中，我们必须特别强调勇敢与迅速，以迅猛之势插入敌军阵地和村落，使其难以发挥火力。对于胡宗南的军队，这种勇猛而突然的战术尤为重要。
在夜幕低垂的战场上，手榴弹成为主导武器，无需过多依赖枪械。一旦接近敌阵，密集的手榴弹齐射，便能令敌人产生恐慌。与此同时，夜间的炸药、迫击炮以及山炮也应充分发挥其效能。胡军对炸药尤为忌惮，它往往能迅速促使敌人放下武器，高呼“投降”。
在夏日的战斗与首次击溃第一旅的交锋中，我们汲取了至关重要的教训——那就是夜间的宝贵时间未能得到充分运用。我们常常在天亮前撤退，实行所谓的“晚出发早收兵”，实乃最不理想的作战方式。经过深思熟虑的改进，我们决定从黄昏时分便投入战斗，充分利用黑夜的掩护。即便夜晚未能彻底解决战斗，我们也决心在白天继续奋勇拼搏。通过有效地组织火力与突袭的协同，我们成功提高了战斗的胜算。
若遭遇攻击失利，则宜及时撤离战场。务必选择在黄昏降临、晨曦初露之际展开行动，同时确保行动的周密组织，否则将面临激烈的火力打击。
延安保卫战的历程充分显现，我军已熟练掌握了与胡宗南部队交战的有效策略，并在整个战斗中，大体遵循了上述关键原则。
罗元发回忆道：14日早上8时左右，国民党军整编第27师对我临真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攻势，与教导旅主力展开了激烈交战。在飞机和大炮的支援下，敌人于一日之内对我主力阵地发起了多次猛攻，却始终未能突破我军防线。据调查，敌人动用了7个旅以上的兵力，分别对教导旅防区发动了攻势：整编第27师直指临真，整编第10师进攻金盆湾，整编第1师则向南泥湾东侧实施集团进攻和迂回包围。教导旅各团坚守阵地，与敌展开了逐个山头的激烈争夺。面对子弹短缺的困境，我军主要依靠刺刀和手榴弹，屡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敌军被阻挡在第一线，进展缓慢。
在战争初始阶段，胡宗南麾下的部队行事尤为慎重。随着部队推进，鉴于解放区早已完成坚壁清野的准备工作，胡军各部所派遣的侦察队伍屡遭边区民兵的突袭，因而未能远离阵地进行深入侦察。由于对地形不熟悉，加之情况不明，部队只能沿袭传统的“蛇退皮”战术，即先头部队进占阵地，掩护后续部队前进。随后，后续部队再接替先头部队占据阵地，以此类推，逐步推进。然而，这种战术使得部队行进缓慢。根据当时的战况，除了整编第一师在临真镇、金盆湾地区，整二十九军在劳山地区遭遇了边区部队的激烈抵抗外，其他区域并未发生战斗，只是不断遭受民兵的袭扰，偶尔有所接触。然而，这些零星接触常令胡军误判为遭遇主力作战。在这种情势下，胡军部队不得不分散布防，但又不敢沿道路行进，只得跋山涉水以寻求安全。
15日胡军整1师攻占临真镇西北阵地，整27师攻占临真镇，整17师攻占北山寺、榆家桥。16日彭德怀调整部署，用毛泽东的名义发布命令：
一、敌军凭借五师十二旅的兵力，共计约八万人，对延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经过三天的激战，敌军成功突破了我军的第一道防线。面对我军的坚定与英勇抗击，敌军遭受了巨大的伤亡，遭遇了越来越多的困难，疲惫程度日益加剧，预计未来将更为严重。
二、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企图。为完成上述任务，各兵团守备任务区分如下：
1．独一旅、第八旅以及警七团构成右翼部队，由张宗逊和廖汉生同志共同指挥。他们于道佐铺、甘泉、大小劳山、清泉沟、山神庙等区域部署防御，全力抵抗敌军进攻。
2：教导旅以及第二纵队（由王震同志率领）构成了左翼的战斗集群，该集群由王震同志和罗元发同志共同指挥。在王震同志尚未抵达前线之际，罗元发同志负责指挥。教导旅在南泥湾、金盆湾、临真、松树岭等地展开防御战。上述地区需至少坚守七天。
3. 新四旅作为中央兵团，部署了不少于四个营的兵力，在庙尔梁、程子沟（不包括在内）以及三十里铺地区严密布防，展开防御战。我旅将坚决抵御从南泥湾向延安进犯的敌人。旅属炮兵需加强庙尔梁阵地的火力。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驻守延安，同时负责防御敌军对机场的控制。旅首长仍兼任延安卫戍指挥。
尽管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占据明显优势，我军却采取了步步为营的策略，有效迟缓了敌军的推进速度。据国民党军整90师副师长任子勋回忆，15日，部队在向金盆湾进发的过程中，自上午9时起便遭遇了较为顽强的正面抵抗，导致行进变得缓慢。至午后1点左右，在金盆湾以南的高地，解放军的阻击力量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右翼的53旅也遭遇了坚决的抵抗，两支部队均感行进艰难。下午3时左右，进攻暂停，部队开始在金盆湾以南的高地构筑防御工事，与对面的解放军对峙。当日，九十师师部及第一军军部均设在左翼61旅后方山丘上露营。次日，即16日，九十师继续发起攻势，而我军主力除留下少数部队保持接触外，其余部队已撤至金盆湾北面的高地，占据了防御阵地。
金盆湾以南的约十里范围内，解放军广泛布设了自制地雷。进攻部队在行进过程中屡次遭遇地雷，伤亡惨重，马匹亦难幸免。每前进一步，都必须派遣工兵先行搜查并清除地雷，这使得行动极为迟缓。在占领金盆湾之后，触雷事件愈发频繁，无论是房屋还是窑洞，门槛之下、炉火之旁、炕洞之中、水缸之侧、门后或窗上，无不潜藏着地雷的威胁。稍有疏忽，踏入室内，举手投足之间，便可能遭遇爆炸，造成伤亡。这导致人人自危，无人敢轻易进入屋内，无人敢轻易动手。当日下午1时，左纵队第六十一旅推进至金盆湾北侧的高地，却遭遇解放军教导旅的猛烈反击，伤亡颇重，最终才艰难地占领了该高地。当日，从晨至暮，推进距离不足二十里。左翼的第一师亦成功占据了金盆湾西侧的高地；右翼的第二十七旅亦攻占了临真镇。
17日，金盆湾之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胡宗南部以其精锐之师，凭借炮火与空中支援的紧密协同，以密集队形分多路向我教导旅阵地以及马房后山发起猛攻。在金盆湾后山战斗中，1营营长连承先屡次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对敌军造成重大杀伤。连承先虽身负重伤，但教导员章灵毅然接棒，继续指挥战斗。2团2营与1团1营并肩作战，通过白刃战连续挫败敌军约两个团的轮番攻势。敌军在这阵地上付出了400余人的伤亡代价。2营和3营在松树岭东南的防御阵地上，五次与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战斗极为惨烈。营长任书田不幸左眼中弹受伤，却依然坚守岗位，指挥战斗。为保障2营及8连侧翼安全，1营1连指导员刘瑞率部四次出击，成功击退了企图迂回我2营的敌军。1团3营营长赵林在松树岭阵地上率领部队抵御敌军连续进攻，最终英勇牺牲。教导旅右翼的新4旅在劳山一线亦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07、国民党空军轰炸延安
3月17日，国民党军倾巢出动，派出45架飞机对延安进行了猛烈轰炸，其中一颗炸弹不幸落在了毛泽东同志的窑洞附近。次日，胡军左兵团向大小劳山发起了攻击，与我军守备部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在遭遇我军坚决抵抗后，敌军未能得逞，随即采取了所谓的“钻隙战术”，绕过茶坊、王庄，向东北方向进发，企图在松树岭至杨家畔的原始森林中寻找我军防御的薄弱环节，一旦突破，便迅速向延安进逼。与此同时，右兵团整1师成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抵达程家沟、杨家畔一线。面对双方兵力悬殊的严峻形势，我军依然顽强抵抗了整整5天，已尽最大努力。彭德怀同志深知延安守卫之不易，下午紧急前往王家坪，催促毛泽东同志迅速撤离延安。
中央警卫团干部蒋秦峰回忆道，18日黄昏时分，我军的主力部队在延安南部历经了连续七天七夜的激战，成功杀伤敌军五千余众，随后从前线撤回。情势紧迫，毛主席尚未离开延安，众人心急如焚，如同火烧一般。此时，周恩来副主席将警卫团的刘辉山团长及几位同志召集到一起，神色凝重地说道：“敌军的主力部队已推进至三十里铺，而敌方的便衣特务已潜至七里铺，形势愈发危急。毛主席和我已决定今晚乘坐汽车出发。你们需派出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与我们同行；其余部队则需负责掩护中央机关的安全撤退。现在，你们需立即组建检查组，分别前往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中央机关的驻地，进行最后一次彻底的检查，确保坚壁清野和保密工作万无一失，切勿遗漏任何文件或文字。在你们启程前，可以向前总指挥部了解一下敌情。如果飞机场已经无法通行，你们则应向西行至安塞，然后前往瓦窑堡中央后委，我们会在那里与你们会合。”
08、毛泽东离延
延安的党政机关与民众已基本完成撤离，夕阳西沉，炮火与枪声愈发迫近。胡宗南的部队已跨越二十里铺，正向延安的宝塔山逼近。然而，毛泽东仍未曾启程，他坚持要成为最后一位离开延安的人。彭德怀多次催促，语气坚定地表示“一分钟都不能再停留了！”最终，毛泽东步出窑洞，与彭德怀握手告别，难舍难分地离开了他居住了十年的延安。
毛泽东与警卫排长阎长林一同，率领数名警卫成员，乘坐一辆美军留下的吉普车。周恩来及其警卫人员则乘坐第二辆吉普车。负责保卫毛泽东的另外两个警卫班，乘坐的是一辆美国产的中型吉普车，而一辆配备拖斗的小型吉普车则紧随其后。由刘辉山指挥的中央警备团，下辖三个连队：手枪连、骑兵连以及机枪连。机枪连装备的机枪，为苏联制造，具备既能高射又能平射的重型机枪功能。毛泽东的车队，途经飞机场、桥儿沟，沿着公路向东北方向行进。
这天晚上，教导旅战士们正在延安外围补修工事，准备再次打退敌人的进攻。这时，野战军司令部传达彭德怀的命令：“中央机关和延安的居民已顺利疏散，教导旅七天七夜的抵抗使命也已圆满完成。现命令你们，今晚22时前，将全体部队撤退至青化砭以东地区，进行隐蔽集结，随时准备对敌作战。”罗元发迅速指挥教导旅按照指令转移至指定区域，而邻近的新4旅则在19日凌晨1时完成了对主力部队及居民的安全转移工作，随即前往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常家塔进行隐蔽集结。
19日破晓时分，彭德怀、王震等将领伫立于延安之巅，借助望远镜观察，目睹了公路上国民党军的行进，遂策马向北疾驰而去。
据记载，胡宗南部队走在最前面的是整90师。3月18日下午，解放军教导旅向北撤退，整90师进至狗梢岭以西地区，61旅的先头部队距延安只有15里，师部当晚进至杨家畔宿营。这时，61旅参谋长报告：该旅曾窃听到延安解放军的指挥员给南线守备部队下达命令，要他们迅速脱离战场，撤至延安待命等。整90师师长陈武兴高采烈地说：“这下子我们可以得占领延安的首功了。”因为这一天，军队接到董钊转达胡宗南的命令：一是阻止整90师进入延安城；二是指示整编第1师超越整90师，居于其前。陈武对此命令表示强烈的不满，直言：“作为将领，信守公平最为关键，赏罚严明次之。若存私心，图谋私利，必致上下离心，士气低落。我们90师自17日起连续两天实施强攻，损失惨重，而第1师却未遭遇激烈战事，行动迟缓，落后我师十五里。如今延安近在咫尺，却限制我师的行动，偏袒第1师，令其独占立功之机！”
3月19日午时，左翼整编第1师纷纷涌入，抢占了整90师的进攻阵线，封锁了其行进路径。陈武勃然大怒，派遣参谋人员前去阻拦，却反遭该师一名团长斥责：“我军奉命夺取延安，岂容你擅自行阻，延误军机，小心你的性命！”陈武深知此事责任重大，只得作罢。两军对峙于狭窄的山径之上，直至午后两点方才抵达宝塔山。陈武以望远镜环顾四周山头，意味深长地长叹一声：“昔日有人诋毁胡宗南，谓其仅能胜任连长之职，今日观董钊之才，不过堪当排长之任，更不足以胜任军长乃至兵团司令之职。若敌军此刻发动猛烈反击，恐怕在延安城下将闹出一场大笑话。”直至午后三点，整编第1师的攻城部队在飞机支援下，以两个营的兵力向延安老城西山的制高点发起突击。整编第1师进入延安时，城内早已人去楼空。而整90师师部当晚进驻清凉山，所属各旅则控制了清凉山以东地区。
1947年三月，国民党军队集结了约二十五万兵力，对陕甘宁解放区展开了针对性的猛烈攻势。这幅图片展示了当时《大公报》对该事件的报道。
驻守延安的解放军部队已撤离，国民党军队进驻延安时并未遭遇战事。然而，他们行进间极为谨慎，深恐遭遇伏击，因此在踏入这座空城之前，他们先用密集的炮火对城内进行了一番猛烈的轰击。
09、国军占领空城
胡宗南在攻克延安之际，巧妙地运用了策略。1937年3月19日清晨7点左右，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致电胡宗南，告知整167旅已攻占延安宝塔山，询问是否应立即向蒋介石报捷。胡宗南回应：“否。”到了8时，整90师抵达延安市郊，胡宗南依旧未向蒋介石报告。直至10时左右，整1旅才抵达延安。胡宗南听闻此事后，喜形于色，亲自起草电报向蒋介石报告，声称整1旅是第一个占领延安的部队。电报发出后，熊向晖询问胡宗南此举的缘由，胡宗南大笑回应，称这是为了整1旅洗刷冤屈。事实上，1946年整1旅在晋南战役中被陈赓纵队击败，旅长被俘，胡宗南认为这是极大的耻辱。此次他有意将延安的胜利归功于整1旅，以恢复其名誉。这一行为引起了其他作战部队的不满，尤其是整90师的官兵对此感到十分不满。
自3月9日起，位于山西平陆县的王震纵队359旅便肩负起保卫延安的重任。曾任2纵政治部主任的王恩茂在日记中记载：“今日，部队休整宣告结束，明日即将踏上征程。四旅、三五九旅分别召开军人大会，全力动员执行新的任务。我有幸参加了三五九旅的动员大会。此时，胡宗南正倾尽全力进攻延安……为了打乱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整体部署，军委将原陈谢纵队出击同蒲的计划调整为破坏陇海路，命令陈谢纵队四个旅，王新亭纵队一个旅，今日即刻出动，16日抵达黄河北岸休息两日，19日渡河，占领新安、渑池、陕县、阌乡等县。刘邓部队需在19日前完成休整，随后出击平汉、道清，以牵制顾祝同部队南下。原定任务为首先攻占大宁，再攻克吉县、乡宁，若吉、乡难以攻克，则转战河津、稷山。现计划改为从永和关渡河至延川、延长，与教导旅协同作战，共同歼灭进攻延安的胡宗南部队。”
王震纵队即刻启程，以每日行进70至80里的速度疾驰，于3月14日成功渡过黄河，续继前行。然而，当19日抵达延安郊区甘谷驿之际，却传来延安失守的噩耗。王恩茂悲痛与愤怒交织，挥笔写下：“……一踏上归途，便得知敌军已占领延安，心中不禁感慨万分。延安，那是我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身之地，我曾多次造访，并在那里度过了数年时光，我的孩子也是在那里茁壮成长。在心中，延安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如今敌军占据延安，愈发激起了我们对反革命头子蒋介石的愤怒，也进一步证明了唯有与他战斗到底，直至将其彻底击败，我们才能实现理想中的独立、和平与民主。”
3月18日与19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正式宣布，将放弃延安的决策，并向各大行政区进行通报。
若延安不幸失守，我军将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届时，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也将随之增多。即便我们失去延安，固然会遭受一定的损失……然而，若我们能够将胡宗南敌军的主力吸引至陕甘宁地区并进行有效打击和消减，这无疑将有利于其他解放区对敌人的打击和领土的收复。
第359旅战士北返
第359旅北返途中与敌激战
凭借边区辽阔的地域、险峻的地形以及民众的热爱，我们坚信能够有效牵制胡军并逐步削弱其力量，从而稳固掌握广阔区域，为其他战区的作战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放弃延安之举，乃解放战争初期的一大战略举措。当时战局初现，敌强我弱，采取战略退却实为明智之策，亦昭示中共中央正步入最为艰难的阶段。和平安宁的生活随之落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需在烽火连天的战境中艰难跋涉，与胡宗南的精锐之师展开激烈角逐。这种困境将持续多久，中共何时能逆转战局，这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无疑构成了极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