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陈阿大，王洪文的“幼弟”，在“文革”狂潮中崭露头角，凭借造反运动崛起，跻身上海市工交领域领导之列，更成为中共九大、十大代表。然而，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他也从政治舞台上悄然消失。回顾陈阿大的生平轨迹，无疑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理解“文革”的历史。

陈阿大，出身于浙江省绍兴县陶南乡。1942年5月，他降临人世。随后，其父陈七二孤身一人前往上海从事零工。1949年，上海迎来解放，陈七二得以被安排至造船厂，从此成为一名正式的搬运工。到了1952年，陈七二将全家人接至上海团聚。1958年，年满16岁的陈阿大加入了上海中华造船厂，成为了一名工人。

1961年夏日，年仅十九岁的陈阿大顺利通过了所有审查程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服役伊始，部队便安排他至教导营担任饲养员一职，主要负责养猪工作。鉴于他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部队领导再次赋予他新的任务，让他担任连队的炊事员。

入伍一年后，陈阿大升为上等兵，并当上高炮指挥仪测手。他学习这方面的技能也很用心，很快就成为一名合格的测手。退役前，陈阿大已升为上士军衔。现在能够看到的部队上给他写的鉴定材料中，有这样的话：“不畏艰辛，不惧劳苦，不嫌污秽，总能想方设法圆满完成任务”，“组织纪律严明”，“‘三八’作风稳健，尊敬领导，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无论何事，皆能全力以赴”。

1965年春季，陈阿大圆满完成了军旅生涯，重返上海。组织上对其进行了妥善安置，将他分配至上海良工阀门厂担任工人一职。在此期间，陈阿大肩负多重职责，不仅担任车间保卫干事，还兼任民兵排长的职务。

陈阿大刚刚退伍不久，恰逢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出身于贫寒家庭的他，虽然学历不高，且非党员，但凭借其工人身份和从军的经历，根正苗红，依然得到了上级的重视。在“四清”运动启动之际，他被选为工人代表，参与到工厂的“四清”工作中。然而，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他难以承担更核心的任务。他的主要作用是收集群众意见，并向上级反映，以便工作队对群众的思想动态有所把握。得益于他在工厂的良好表现，1966年1月，他被厂里的共青团组织吸收为团员。

投身于“四清”运动期间，陈阿大敏锐地察觉到，厂内职工对管理层的不满之声此起彼伏，而他自己也对厂领导层产生了诸多微词。由于自身文化程度有限，他时常遭遇领导层分配任务的冷落，这让他深感自身未能被视作核心力量。由此，他对厂领导的怨气与日俱增。

1966年5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良工阀门厂亦陷入了波涛汹涌的动荡时期。在这场全国性的政治浪潮的冲击下，工人们纷纷对厂领导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意见，然而这些大多关乎琐事，无关宏旨。

起初，陈阿大向领导提出诸多意见，然则，他逐渐认识到这些意见无法根本解决问题，于是开始将厂领导的困扰归咎于路线问题。他首开先河，在厂内张贴了一则指责厂领导存在“路线问题”的醒目大字报。此大字报在厂内引起了广泛关注。陈阿大在辩论中声音洪亮，常常以工人的身份，用工人的语言对所谓的“保皇派”进行抨击，这使得他的发言极具煽动性。鉴于厂领导存在诸多问题，陈阿大敢于直言不讳，吸引了众多造反者的追随。于是，陈阿大身边聚集了一批造反者，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的核心领袖。

随后，在陈阿大的倡议下，这些造反者们合力组建了良工阀门厂革命造反兵团，该组织亦被简称为“良工革命造反兵团”。陈阿大荣任“司令”一职，自此成为厂内声名显赫的造反派领袖。

1966年11月，上海各行业工厂与企业纷纷发起造反运动，由此诞生了上海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陈阿大，与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叶昌明等共同发起，是组织的核心成员。在成立核心机构常委会之际，陈阿大被推选为“工总司”的常委。自此，他与王洪文结缘，并逐步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陈阿大对王洪文的敬仰之情无以复加，他自己也是王洪文精心笼络的一员。他曾对他的部下言辞铿锵地表示：“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追随王洪文，任何敢于反对王洪文的人，都将领略到我们的坚定立场！”正是这份对王洪文的赤胆忠心，换来了王洪文对他的深切信赖，视他为心腹中的“猛将”。

陈阿大紧随王洪文步伐，对王洪文的任何指令，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执行。他充当着为王洪文冲锋陷阵的先锋，凭借着“武斗猛将”的美誉在众人中独树一帜。

1966年11月初，王洪文策划并发动了“安亭事件”，指挥一群造反派卧轨阻拦列车，声称将前往京城进行控诉。在这起事件中，陈阿大是冲在最前线的战士之一，他带领手下几名造反运动的骨干分子，攀爬上他们拦截的首趟列车，高喊口号，一路直奔北京，无人能够劝阻。直至抵达南京，列车被迫停下，他们方才下车。

1966年11月的尾声，王洪文再度策划了“《解放日报》事件”。彼时，“工总司”与“赤卫队”两大造反势力在解放日报社内部激烈对立，一场规模庞大的武斗似乎一触即发。陈阿大随即拨通电话，迅速调动了数十辆重型卡车，载着数千名造反队员，将解放日报社内的“赤卫队”成员严密包围。此举迫使上海市委不得不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并在声明上签字。在这起事件中，王洪文对陈阿大赞誉有加，屡次表示，陈阿大在处理“解放日报”事件上立下了“大功”。

1966年岁末，王洪文领衔指挥“工总司”逾十万大军，将“赤卫队”的三万余人围困于康平路。至12月30日，一场激战爆发，“工总司”对“赤卫队”展开了猛烈的攻势。陈阿大手持木棍，振臂高呼口号，身先士卒，奋勇向前，遇敌即击。短短数小时之内，便将“赤卫队”的主力悉数击败。在这场事件中，陈阿大冲锋陷阵，再度为王洪文立下赫赫战功。

1967年8月的初期，王洪文率领二十四万“工总司”的战士，对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实施了包围，并于8月4日下达了总攻的命令。陈阿大带领其亲信骨干冲锋在前，他亲自攀爬云梯，向位于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阵地发起猛攻，并作为先锋率先登顶，指挥手下队员形成上下夹击之势。正是他，亲手将“联司”的领导人杨仲池生擒。

1967年1月，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之际，陈阿大同志在王洪文的力荐下，获得了张春桥的认可，荣膺公社委员之职。进入次年2月，随着上海人民公社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陈阿大再度凭借王洪文的举荐与张春桥的支持，跻身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并肩负起工交战线的领导重任。自是，陈阿大同志步入上海市领导层的行列。

尽管陈阿大学历不高，撰写简短文字时难免会出现错别字。面对这一问题，陈阿大自有应对之策。他聘请了几位学识渊博的人担任秘书，负责为他撰写演讲稿。每当有会议需要他发表讲话，他便让秘书代笔，撰写完毕并誊清后，他只需在会上按照稿件内容进行朗读即可。

陈阿大在巡视工作时，会吩咐秘书先将相关文件中列明的条款逐一记录。待对方汇报完毕，他便会针对需解决的问题，查阅秘书所记录的条款，依据条文内容，发表一些具有指导性的意见。此方法在初期曾令部分人感到敬畏，有人甚至误以为陈阿大“政策素养深厚”，“处理事务严谨有度”。

陈阿大担任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一职后，依旧未放松对原单位——上海良工阀门厂的掌控。他继续担任该厂革命委员会主任，并委派其亲信，牢牢把握着厂内的核心权力。

陈阿大凭借其主管全市工交战线工作的职权，在工交领域巧妙地安插了一批心腹，使之担任各单位的领导职务。这些亲信对他言听计从，从而使得陈阿大得以牢牢掌控工交战线的主导权，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便能迅速得到响应和支持。

在“文革”爆发之前，陈阿大仅是一名共青团员，尚未步入党组织，亦未曾提交入党申请。文革爆发后，他全身心投入了激烈的反抗运动，对于入党之事并未放在心上。“文革”九大召开前夕，张春桥曾发表一句著名言论：“要吸纳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崭露头角的‘革命先锋’加入党组织，成为党的新生力量，‘造反派’正是入党做官的理想人选。”陈阿大恰好被张春桥所赏识，被视为突击入党名单中的一员，甚至在尚未正式成为党员之前，他就已被“内定”为九大的代表。

为了让陈阿大快点入党，张春桥和姚文元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动员陈阿大入党。可陈阿大自认早就是党的人了，根本不知道还需要先写申请书。这使张春桥、姚文元十分焦急。他们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常委专门找陈阿大谈话。不料无论怎么“启发”，陈阿大就是不懂要先写申请书，只是瞪着眼嚷道：“我早已是党的一员，你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那位常委只得明确指出：“你需要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陈阿大这才恍然大悟，立刻表示：“好的，我现在就去写。”

务必加快步伐，推进陈阿大的入党进程。

张、姚同志的指示迅速得到执行。10月19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秀珍同志以及常委黄涛同志，亲临良工阀门厂，现场督导陈阿大同志入党事宜的落实。抵达工厂后，他们即刻召集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会议，并当日，金工车间亦及时召开了党支部大会，就陈阿大同志的入党事宜展开讨论。

王秀珍提前对陈阿大在良工阀门厂的亲信进行了协调，精心安排了数人在会议中发表言论，一致称赞陈阿大的功绩，确保他能够顺利加入党组织。从撰写入党申请书至正式被批准入党，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十天的短暂时间。

陈阿大仅入党不足两月，便被张春桥选定为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此举亦创下了一项新纪录。自陈阿大入党至成为九大代表，其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以至于他们甚至忘记了让陈阿大填写入党志愿书。陈阿大直至当选九大代表后，方由他人代笔补填了这份入党志愿书。事后，陈阿大亲自抄写了两份以作备份。

自参与中共九大以来，陈阿大的职位虽未有所变动，依旧担任上海市工交组的领导，然而他的实际影响力却显著提升。每当有重大会议召开，尤其是工交领域的关键会议，陈阿大总是受邀出席。他从不推辞，每当与会，定会发表见解。

陈阿大在内心深处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充满了感激之情。尤其是对王洪文，他的感激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他深知，若非王洪文的赏识与提携，自己今日的地位恐难达成，因此，他郑重承诺，将永远坚定不移地追随王洪文。

1976年，周恩来逝世，邓小平被打倒，毛泽东病重，“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甚至考虑到了用武力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方案，但他们苦于手中没有军队，于是急于抓军事力量。在这段时间里，王洪文开始密谋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

陈阿大，作为王洪文构建“第二武装”的核心成员之一，彼时频繁走访各工厂，传达并贯彻“王副主席”的指示，对民兵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尤其是对分发枪械的工作格外关注。此外，他还指派亲信在各个厂的民兵队伍中进行应急战术训练，确保一旦上海遭受围困，能够进行有效的反击，并计划继续向北推进，誓死为王洪文的斗争而奋斗。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虽然中央封锁了消息，但在上海的“四人帮”余党还是从各种迹象中猜测到他们的“四位首长”可能出了事。于是，他们开始策划武装叛乱。

10月8日，上海“四人帮”残余势力秘密集会，密谋发动武装叛乱。陈阿大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不仅频繁前往民兵指挥部进行部署和安排，还向集结的民兵发表讲话，进行动员，并部署了突击发放武器的工作。10月9日凌晨，应王秀珍的召唤，陈阿大带领相关人员前往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的第二号指挥点召开会议。

陈阿大挺身而起，紧握双拳，铿锵有力地说道：“我们要大干一场，立刻行动！”凭借其出身于船工世家、对水路了如指掌的丰富经验，他提议在吴淞口沉没一艘万吨巨轮，以此堵塞航道，阻止敌军舰艇进入；同时，调动几辆重型卡车，将钢厂的钢锭运至机场，散布在跑道上，以此封锁机场，阻止敌机在上海机场降落。

然而，历史的长河势不可挡。陈阿大紧随王洪文、张春桥之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煽风点火，攀爬至高位，而在“四人帮”覆灭的关头，他又密谋武装叛乱，但终究逃不过历史的审判。“四人帮”被捕后，中央稳固了上海的局势，并迅速对上海市委进行了改组。陈阿大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一同，被中央当局实行隔离审查，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并被剥夺政治权利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