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历经艰险，刚走出草地，疲惫已写在每个战士的脸上。饥饿感如同跗骨之蛆，侵蚀着每一寸肌体。此时，队伍里偶尔会出现些违反纪律的举动，比如私自拿取群众的食物。
对于这些情况，有少数新来的领导干部表现出极端的严厉。他们认为这不仅仅是纪律问题，更是对革命信念动摇的表现，甚至有人主张要进行严酷的整顿，甚至提议对个别干部处以死刑。
当时年逾三十的黄克诚，作为队伍中的一名骨干，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在这样极度疲惫、饥饿难耐的条件下，这些问题更多是教育不足所致，领导层更应以身作则。
黄克诚坚持，不应将同志的错误等同于敌人的罪行，尤其是在部队刚刚经历九死一生之后。他认为，此时立即进行大规模的残酷整顿，并不可取，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他的这些看法，很快招致了批评。有领导同志直接指出，黄克诚“反对整顿纪律，历史上一贯右倾”，并认为他不适合再从事政治工作和带兵的任务。
因此，黄克诚的职务被调整，他被调离了原定拟任的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岗位，转而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这无疑是一种变相的边缘化，让他感到不解和压抑。
即便如此，红军北上的征途依然艰难。队伍行进中，由于体力透支和饥饿，掉队者越来越多。政治保卫机关将这些掉队视为“情绪不振”，甚至怀疑他们有“投敌”倾向。
对于这些掉队者，保卫机关的态度异常强硬，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作为军事裁判所所长，黄克诚不得不面对这些残酷的审判。
一次，一位周姓管理科长因体力不支而掉队，被抓回后失去了一条手臂。保卫机关坚持要对其处以死刑。黄克诚看到他那饱受摧残的身体，心中不忍。
他再次向上级为这位同志求情，认为其并非有意叛变，而是身体已达到极限。然而，他的坚持换来的却是又一次严厉的训斥。
那位领导同志不留情面地嘲讽他“不中用”，甚至断言“像黄克诚、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
此后，军事裁判所的审判事务便不再找黄克诚处理。他感到极度的不安和沮丧，在长征即将胜利的曙光前，个人的遭遇却如此跌宕。
哈达铺的喜悦
就在黄克诚遭遇不公之际，历史的转折点悄然而至。1935年9月17日，彭德怀将军指挥部队，在甘南的腊子口取得了关键性突破，为红军打开了北上的通道。
次日，即9月18日，中央红军终于占领了甘肃的哈达铺。这里，他们看到了久违的报纸，那上面赫然写着刘志丹、高岗等人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的消息。
这一刻，整个部队为之沸腾。走出藏民区，看到汉字报纸，得知远方还有一支同志队伍，这消息如同久旱逢甘霖，让全体士气大振。
哈达铺虽然是个小镇，却有馒头卖，一个五角大洋。这在当时，对饥饿的红军来说，简直是天价，但也足以证明这里相对平稳的环境。
中央政治局在班罗镇召开会议，依据报纸上的信息和对根据地战略意义的判断，果断决定将陕北作为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
向陕北进军途中，队伍依然面临减员。特别是主力红军，在会师陕北吴起镇时，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虽然胜利结束，但部队主力已锐减至六千多人。
而后续的红五、红九军团，大约两三千人，西渡黄河后，却遭遇了西路军的惨痛失败，几乎全部损失，令人扼腕叹息。
长征的终点，吴起镇，见证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在击退追敌后，红十团团长黄珍不幸牺牲，这是胜利前夜的巨大遗憾。
拓荒者的足迹
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在绝境中找到陕北这片宝贵的立足之地，离不开一批先行者的艰苦奋斗。刘志丹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早在1922年，受五四运动影响，高岗在横山第一高级小学接触到马列主义，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6年，高岗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高岗与刘志丹相识，两人共同投身学生运动，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大革命失败后，横山党组织一度停摆，高岗积极恢复农民运动讲习所。
虽然党组织恢复后很快遭到镇压，但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并未放弃。1928年5月，他们发动了震惊西北的渭华起义，并建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
尽管起义仅坚持了三个月便告失败，却为西北武装斗争播下了火种。此时，党组织安排高岗从事兵运工作，他在国民党部队中屡次遇险，却也取得一定成绩。
然而，兵运工作充满了风险和局限，在三道川的战败让部队损失惨重。1931年，刘志丹秘密发展武装时被捕，高岗奉命探望，两人狱中相见，更坚定了自建军队的决心。
此阶段的经验让陕西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依靠军阀的兵运不可靠，必须建立自己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这为红26军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1931年，阎红彦率红军晋西游击队渡过黄河，抵达陕北，与当地武装力量合并，成立了红军陕甘游击队，这便是红26军最初的起点。
陕西省委很快调派谢子长、高岗等加强游击队领导，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高岗任委员。然而，省委受到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
他们不顾实际情况，要求游击队攻占三原，建立政权，并批评游击队“右倾”，导致队伍分散，高岗在战斗中受伤，甚至被撤销了职务。
即便如此，高岗仍回省委继续兵运工作。他协助共产党员王泰吉，这位陕军骑兵团团长，策划并领导了部队起义。
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红26军42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则担任参谋长。这是西北革命武装发展的重要一步。
然而，就在王泰吉起义后不久的某年七月，陕西省委领导在西安开会时遭遇国民党特务袭击，多数同志被捕，高岗与贾拓夫侥幸逃脱。
高岗随即前往陕甘边根据地，重新加入王泰吉领导的部队。在省委被破坏的危急关头，他对重建和发展红26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了1935年2月，谢子长因病去世，高岗接任西北军委会副主席，成为西北根据地地位仅次于刘志丹的第二把手。
历史的公允
多年以后，当黄克诚将军回顾这段历史时，他给予刘志丹高度评价，认为其在创建陕北根据地的功绩不朽，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宝贵的立足之地。
他同时也提到了高岗，指出“虽然高岗后来犯了大错，但他在刘志丹创建陕北根据地时帮了大忙，这个贡献是不能忽视的。”
黄克诚强调，他认为这个看法是“挺公道的，挺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贾拓夫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高岗在省委被破坏后对重建红26军的关键作用。
高岗与刘志丹，从1926年学生运动相识，到1936年刘志丹牺牲，共同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艰难困苦。他们在陕北这片土地上，用鲜血和汗水浇灌了革命的火种。
笔者以为
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抵达陕北，不仅是军事上的奇迹，更是革命意志和人性光辉的体现。在外部强敌环伺、内部资源匮乏的绝境中，它得以延续。
这不仅得益于在外部绝境中发现的战略支撑——陕北根据地，也离不开刘志丹、高岗这些在地的拓荒者，他们十年如一日地深耕细作。
同样，黄克诚的个人遭遇，也折射出革命队伍在极限状态下的复杂性。他为同志求情，坚持以教育感化为主，而非简单的严酷惩罚。
这份“异见”，在当时可能被视为“不中用”或“右倾”，却体现了对革命队伍内部人道主义原则的坚守。这种坚持，同样是革命得以延续的深层保障。
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审视，需要超越一时一地的得失和评价。正如黄克诚将军所言，即便某人后期犯有错误，其早期对革命的贡献亦不应被抹杀。
伟大的胜利，往往蕴含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牺牲与坚守。它提醒我们，理解复杂历史，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解与公允。那些看似被“贬斥”的坚持，以及那些被“抹杀”的功绩，共同构成了革命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