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的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标志着历时一年的中央红军长征在历经十一省、行程逾二万五千里的壮举中画上圆满句号，同时也结束了党中央历时艰苦的战略转移。尽管敌人的追击暂时停滞，但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并未停止，这对初到陕北、对当地环境陌生的中共中央和红军构成了严峻挑战。如何安身立命、生存发展、开辟新局面，成为了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面前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面对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审慎决策，于1935年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准确把握时局变化，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这些政策坚定地依靠西北苏区的人民和军队，有效应对了内忧外患，为中共中央在陕北稳固立足、开辟新局面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吴起镇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旨在进一步强化对陕北根据地的领导工作。
首先，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行进两千余里，完成抵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如今，全国革命总指挥部设于此地，已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我们的追击和堵截已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敌人的“围剿”。这明确指出陕北已成为指挥全国革命的总指挥部，也是全国革命的中心，表明革命的中心已从江西苏区转移至陕北苏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其次，他明确提出了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即“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这指明了目前的主要发展区域是陕、甘、晋区域，当前应以吴起镇为中心，先向西发展，再向南推进。这实际上是对10月18日保安铁边城政治局会议决策的深化，铁边城政治局会议讨论了陕甘支队入陕作战方针的问题，并提出主要作战方针是在西边对抗蒋介石。此次政治局会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作战区域和发展方向。最后，他论述了世界革命的新阶段，即“当前世界革命进入新的阶段，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重重。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反帝运动高涨，全国范围内的反帝革命正在酝酿，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国民党政府却一味向日本妥协，在华北上演了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签订了《塘沽协定》，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适应日本侵略者的“华北政权特殊化”，实际上使得国民党政府对华北的主权名存实亡，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正是日本这一疯狂的侵略行径，大有独占中国的意图，加剧了帝国主义间的利益冲突，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会坐视不管，因此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不断加剧。这些新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广泛动员全国民众，在党的领导下，推动革命高潮，粉碎敌人的“围剿”，这些都是有利条件。
吴起镇中央政治局会议旧址。
首先，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旨在保卫和拓展陕北苏区，使之成为全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其次，明确了红军当前的行动策略；第三，确定了部队当前的核心任务——提升战斗力，扩充红军，解决物资问题；第四，强调了加强在白区和白军中的工作；第五，提出了将国内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相结合的主张。吴起镇政治局会议正式宣布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同时也开启了中共中央领导西北苏区军民，共同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新局面的伟大征程。
毛泽东陕北初到长征时
10月27日，中共中央于吴起镇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此次会议由张闻天同志主持。会议的核心议题是研究并部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针。在发言中，毛泽东同志强调，尽管目前我方队伍和人员规模有限，但这正是未来发展的基石。他要求向大家阐明革命的前途问题，以此战略全局的视角审视时局，提振大家的信心。针对如何突破“围剿”的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当前作战的首要方向是向南，先消灭国民党董英斌的两个师，同时红25、26军在甘泉、富县集结，协同作战。若能进一步对杨虎城、孙蔚如部在渭水方向的部队实施打击，则有望在寒冬到来之前打破“围剿”。会议一致同意张闻天同志提出的常委分工方案：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同志负责中央组织和后方军事工作，博古同志负责苏维埃工作。此外，会议还决定任命李维汉同志为组织部部长，王稼祥同志为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同志负责工会工作，凯丰同志担任少共书记，保卫局由常委同志兼任，王首道同志担任副局长，李德同志调至红军学校工作。此次会议在22日的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人员分工，从而在组织上确保了各项决策部署和行动方针的顺利实施。
下寺湾会议：加强陕北根据地建设
（一）对外公开，中央将使用“西北中央局”的名义，而白区仍保留“中央”之称，“中共中央”及“中央政府”的公开使用将待打破“围剿”之后再行决定；（二）决定设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三）中央将分两路行动：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指挥，前往道镇与红15军团汇合，部署直罗镇战役，旨在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另一路由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领导，带领中共中央机关及其他非战斗单位北上瓦窑堡，负责筹措粮草、扩充红军、制止“肃反”等工作。此次政治局会议是在中央在陕北落脚后召开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显然，在前期的精心规划和充分准备下，对当前及未来局势的发展有了更为清晰和明确的判断，不再像长征途中那样迷茫和曲折。
甘泉寺湾中央政治局会议遗址。
重大战略问题由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具体的战斗指挥，则由军委全权决断。此举理顺了中央与军委之间的关系，中央层面负责全局的规划与战略决策，而军委则负责具体执行，负责具体战役战斗的指挥，中央不再越俎代庖，不再以中央身份替代军委指挥战斗。此外，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下辖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总兵力逾万人。经过整合后的红一方面军随即开赴前线，备战待发。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之后，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西北苏区迅速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击破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并打响了“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会师后的第一仗”，从而巩固了苏区基础。
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统一战线，汇聚西北抗日力量
在长征的征途中，遵义会议虽已纠正了军事路线上的“左”倾偏差，并实现了领导层的更迭，然而，思想路线的问题依然突出。特别是，大多数人对自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路线的认识尚浅，思想未能统一，意见分歧，认识亦未到位。加之战事频仍，中央亦无暇详细讨论总体方针。直至抵达陕北，尤其是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陕北的形势得以改善，环境相对安宁，召开一次会议以讨论中央方针和路线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同时，华北事变日军扩大侵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激发了学生们的救亡热情。在陕北，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均怀有抗日意愿。此外，共产国际调整了策略，主张扩大反法西斯阵营，中共通过共产国际派回的代表所传达的精神，了解到了这一实质性的转变。在此背景下，如何顺应民众的呼声，组织起来，建立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在陕北站稳脚跟、扩大根据地、团结各阶层力量的当务之急，也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面对上述客观形势的发展，中共亟需进行科学分析，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
◆瓦窑堡会议旧址。
在当前形势下，自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二道街的田家院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与会者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2人。会议的核心议题聚焦于军事战略、全国政治形势以及党的策略方针。（一）在军事议题上，党的总体任务是“坚决进行民族战争，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略方针明确指出，“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储备直接对日作战的能力”，“大力扩充红军”，并将红军的行动重点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上，主攻方向指向山西和绥远地区。会议还提出了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并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二）在政治议题上，鉴于日本帝国主义“正策划吞并全中国，将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转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必须“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发起神圣的民族战争”。在依靠的力量上，民族革命的新高潮促使工农阶级中的落后阶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转向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及富农和小地主，甚至部分军阀，都有可能同情并支持革命。地主买办与帝国主义之间也存在矛盾和冲突，因此，“民族革命战线已经扩大”，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争取这些力量加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线。党的策略路线是动员、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全民族的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对抗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会议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这表明，自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和组织问题后，党已经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三）在党的组织问题上，会议强调反对发展党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批评了“唯成分论”，指出“一切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论其阶级出身如何，都有资格加入共产党。所有在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中表现出英勇精神的战士，都应被吸收入党，承担党在各领域的工作”。这打破了阶级局限，表明革命不再是工农阶级的专属事务，而是将所有愿意为党的主张奋斗的人团结起来，将共产党打造成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此外，会议特别强调，全党要吸取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并在此基础上，特别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承担的决定性领导作用。在干部问题上，要求党和各级组织注重大量培养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干部，以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同时，为适应发展变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要求和新形势，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这个政府将涵盖除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外的所有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这些举措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渐摆脱了长征前期盛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指导思想，在抗日的大背景下，根据国内实际情况，适时扩大各阶层共同抗日救国的范围，既顺应了时代发展，又显示出我们党已经走上了成熟的道路，在反法西斯的大变局中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
1935年12月25日，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的部分内容。
吴起镇政治局扩大会议，其核心议题在于解决我党在陕北建立“新根据地”后的直接领导问题，以及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会议不仅批准了将党和红军的落脚点定在陕北，更明确了“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得到了事实上的认可，证明其正确性。会议对中央领导职责进行了明确划分，确保了各项决策部署得到有力执行，从而在组织上保障了中央战略意图的顺利实施。下寺湾政治局会议，在中央战略意图日益清晰、形势逐步明朗的背景下，主要聚焦军事议题，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在吴起镇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的以陕甘晋三省为主要发展区域的基础上，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向南发展的战略，旨在打破敌人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并集中力量解决西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明确解决，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仅保住了陕北这块革命根据地的存续，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党在延安十三年的辉煌历史、局部执政以及模范边区政府的建立试验奠定了基础。经过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西北站稳了脚跟，随即着手讨论和解决中央的思想路线问题。这一阶段正值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过渡到全民族抗战兴起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熟，能够从民族矛盾和国际局势的实际出发，克服错误倾向，调整抗战政策，顺应时代潮流，满足人民期望。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能力，为即将到来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国共两党一致抗日的准备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