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进北京”：印度兵与英帝国的影子下，亚洲邻邦的百年尴尬

前阵子刷手机，瞄到一句“印度人：我们祖先两次打下北京”，差点把嘴里的咸鸭蛋喷桌上。点进去才发现，这说的是一百多年前那茬事儿——穿着红布制服、头顶高帽子的印度兵，在北京城里晃悠，还真有照片为证。

家里老人说起这段历史，总是摇头：“那时候谁都不太体面。”我小时候还以为这些士兵是来旅游的，后来翻了外公留下的一本破旧《东洋见闻录》，才知道他们其实是在给英国老板干活。

事情得从很早以前说起。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建了个大营地，把本地小伙招成士兵，说白了就是图便宜。老张头（村口常吹牛那个）讲过，他年轻时去过孟买码头，看见墙上还留着当年塞波伊（Sepoy）训练营的大字——听起来像部队，其实全是苦力活。这些人被送到世界各地，不光打仗，还要修路、种棉花，有时候连做饭都包圆。

再往后，到1856年，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北京又热闹了一回。清朝那会儿已经风雨飘摇，可还是没想到会让外来的脚步踏进紫禁城。当时英法联军北上，一路烧杀抢掠，从广州一直捅到了京师门口。有个冷知识：当年的圆明园劫难，不只是白人参与，那些抬箱子的、看守战利品的，还有不少南亚面孔。他们不是自愿来的，是被调令一纸送来中国——甚至有史料记载，他们在天津登陆后，好几天吃不惯北方馒头，只能靠随军炊事班熬咖喱度日。

这场仗最后咸丰皇帝跑去了热河避暑山庄，北京成了一锅粥。据英国议会档案馆收藏的一份1861年电报，当时负责指挥印籍部队的是一个叫哈德森的小官，他曾抱怨手下“不懂规矩”，可冲锋的时候却比欧洲佬卖力。“天气太冷，他们只好裹毯子巡逻。”这是伦敦新闻社记者彼得·威尔逊写给母亲信里的原话，现在还收录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档案室里。

其实这些塞波伊也挺冤枉。本土工资低得离谱，又没有晋升机会，战死沙场最多发块铜牌。而且据传言，有几个锡克族士兵因为想溜回家，被英军直接押解回孟买监狱。这种事，在殖民时代一点也不稀奇。有一次，我跟父亲聊天，他感叹道：“别看你现在喝着阿萨姆红茶，那时候茶叶都是用血汗换出来的。”

时间跳到1900年，又轮到八国联军凑热闹。这一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各国驻华使馆乱作一团。据《泰晤士报》1900年8月号报道，仅英国就从拉合尔和马德拉斯调来了近万人，大部分是锡克骑兵和巴鲁奇步枪手。他们坐火车一路颠簸，从天津赶赴北京支援攻坚。我隔壁姓李的大爷小时候听他爷爷讲过，说见过黑皮肤高鼻梁的人骑马走街串巷，小孩吓得直往屋里钻，以为遇到了妖怪。

这一趟远征，对很多印度家庭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不少年轻男人再没回来，据浦那郊区老宅区墙上的残碑所刻，“1899-1901 远征中国，无归”。村妇至今流传一句歌谣，大意是“铁轨尽处无故乡”。而那些幸存者呢？有人混迹于上海租界谋生，也有人干脆留在广东开杂货铺，这类故事零星散落在香港《南华早报》的旧版副刊中。我去年去广州玩，还偶遇一个研究晚清侨民史的小姑娘，她说查档案发现1912年前后广州还有十几户印籍家庭，多半就是八国联军时期留下来的尾巴。

这些细节如今没人提及。在社交平台上，“我们祖先进过北京”成了新梗，好像真有什么荣耀似的。但翻开旧账，全是一地鸡毛。一边，是清政府丢脸丢到姥姥家；另一边，是被殖民压榨的人命如草芥。我舅舅喜欢用一句土话形容这种局面：“猫狗打架耗子遭殃”。

顺带插句闲话，其实二十世纪初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东方雇佣军现象”，据京都大学出版的一套论文集，《亚细亚战争劳工考》卷三提及，当时每四名进入中国腹地的新式步枪手，就有一名来自南亚或东南亚地区，多数出身贫寒农村，无奈之举罢了。可惜这些人的名字，大多消失在历史缝隙间，只剩下一张泛黄合影和若干勋章孤零零躺在拍卖行橱窗里，被标价出售，再无人问津。

所以，每逢看到网上争论谁更厉害，我总觉得味道怪怪的。毕竟，那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比键盘上的豪言壮语复杂太多。今年春节前夕，小姨家的孩子问我什么叫民族自豪，我愣住半天，只能摸摸他的脑袋，让他去厨房帮忙端菜。“等你长大慢慢懂吧，”我妈悄声补了一句，“世上的荣光啊，有时候沾满灰。”

内容来自公开资料与个人见解，仅供学习交流，不构成定论或权威史实参考。

信源散见于剑桥大学图书馆藏品、《泰晤士报》1900年代报道、《东洋见闻录》私藏本、日本京都大学论文集，以及地方口述轶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