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2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站在伊朗原子能总部的会议室内，面对国内核工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宣布：“摧毁建筑物和工厂不会给我们造成问题，我们将重建，并且会以更大的力度重建。”

这场高调视察发生在今年6月美以空袭摧毁伊朗多处核设施之后，伊朗总统的言论迅速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同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前顾问拉里贾尼更是语出惊人，声称伊朗“可在两周内造出核弹”，但强调因宗教教令选择不这样做。

尽管纳坦兹、福尔多等关键核设施在空袭中受损，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11月1日明确表示，空袭未能摧毁伊朗的铀浓缩计划，部分核材料仍“埋在废墟之下”，而核心技术团队完好无损。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4年报告，伊朗已囤积约408公斤丰度60%的浓缩铀，距离武器级丰度（90%）仅一步之遥。这些高浓铀若进一步提纯，理论上可制造至少9至11枚核弹的核心部件。

伊朗的核设施布局凸显其抗打击能力。福尔多地下浓缩厂深埋山体下80至100米，配备混凝土加固层；纳坦兹基地的地下工事深度达40至50米，顶部覆盖7.6米厚混凝土防护罩。

这些设计使常规空袭难以彻底摧毁其核能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负责人格罗西在10月底承认，卫星影像显示核设施区域出现“新动向”，但核查人员自6月后无法进入关键场地，导致约400公斤高浓铀去向成谜。

拉里贾尼关于“两周内制造核弹”的言论引发广泛质疑。技术上，伊朗确实具备快速突破“核门槛”的条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成熟的离心机网络（如纳坦兹基地运行的1.1万至1.3万台离心机），以及完整的核燃料循环技术。

然而，武器化需解决核弹头小型化、载具适配等难题，这些环节尚未有公开证据表明伊朗已突破。

更关键的是宗教与政治约束。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11月2日的讲话中重申，伊朗遵守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教令，禁止发展核武器。这一教令自2005年起多次被强调，成为伊朗核政策的“宗教防火墙”。

但外界担忧，“近乎拥核”状态本身已是战略工具——既威慑对手，又避免跨越红线招致全面军事打击。

伊朗坚称核计划服务于民生。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核能将用于解决“人民面临的疾病和健康问题”，如医疗同位素生产、电力短缺缓解等。伊朗用电量十年间增长超40%，核能被视为降低油气消耗、释放出口潜力的关键。

在农业领域，核技术可提升小麦产量40%；医学上，德黑兰大学每年利用核技术生产癌症显像剂救治患者。

但安全诉求同样显著。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直言：“要是有人主动交出武器，那可真是愚蠢至极”。6月空袭后，伊朗对西方信任彻底崩塌。欧盟和英国于9月重启对伊朗制裁，而美国坚持要求伊朗“永久停止高浓铀活动”。

这种围堵强化了伊朗的“堡垒心态”——2015年伊核协议被美国单方面撕毁后，伊朗认为唯有保留核潜力才能避免“乌克兰式的命运”（弃核后遭入侵）。

美国与伊朗的间接谈判自2025年4月通过阿曼进行了五轮，但在铀浓缩上限、核查机制等核心议题上分歧巨大。美国要求伊朗停止60%丰度铀浓缩并关闭地下核设施，伊朗则坚持“铀浓缩是不可剥夺的权利”。

特朗普在11月3日的采访中称“伊朗没有核能力”，但这一表态与伊朗的公开技术储备形成矛盾。

军事威慑持续加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警告“绝不允许伊朗拥核”，而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基地部署B-2轰炸机。

伊朗的重建计划可能触发新一轮打击——若纳坦兹等设施重启离心机，美以可能以“清除即时威胁”为由发动攻击。然而，军事手段的局限性已显现：空袭反而使伊朗核活动转入更隐蔽模式，加剧核查盲区。

伊朗的核进展正搅动地区平衡。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早在2018年警告：“若伊朗拥核，沙特将跟进”。

土耳其、埃及等地区大国也已启动核能计划，其中土耳其首座核电站阿库尤由俄罗斯承建，预计2026年投运。这种“核多米诺效应”可能使中东陷入高烈度安全竞争。

全球能源转型进程受此牵连。伊朗若坚持核扩张，西方国家可能收紧对发展中国家的核电技术输出，甚至推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修订，设立铀浓缩“全球托管”机制。这将延缓清洁能源普及，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负面影响。